（连载之十二）

人类将如何变革？（续）
走出金字塔模型

　　杰瑞·卡普兰在《人工智能时代》一书中提出过一个解决人工智能带来的失业或工作转化问题的方法——工作抵押（Job mortgage）。初听上去，这是一个相当完美的解决方案。本质上，这是一种由政府、雇主和教育系统联合提供保障的再培训机制。当雇主希望使用人工智能来替代某一部分工作人员时，被解雇的人会得到一个免费接受再培训的机会，代价是在培训结束后，必须为目标雇主工作一段时间。仔细想想，这种方案也许存在一个悖论——考虑到在人工智能时代里，由于简单和重复性的工作更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人类教育可能因此比以往复杂得多。人们学习一种新技能可能会变得非常困难。鉴于此，“工作抵押”的再培训机制真的可行吗？
　　我和杰瑞·卡普兰当面讨论了这个问题。杰瑞·卡普兰对我说：“我想你的问题中包含了一种隐藏的假设：需要低级别技能和更少训练的工作更容易被自动化，而需要高级别技能和更多训练的工作则难于被自动化。这个假设也许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正确。”
　　杰瑞·卡普兰举例说，放射科医师是医生的一种，他们需要许多年的培训来学习技能，但他们的工作完全可以被彻底自动化。这是一个高等教育程度的工作也可以被自动化的好例子。驾驶卡车可能是一种低级别的工作，也许需要一些训练，但它显然不是一种高级技能。也就是说，自动化将影响所有技能级别的、各行各业的人。当我们担心我们该如何处置那些低级别工作者的时候，我们一样需要担心那些高级别工作者。
　　即便如此，仍然存在很多不需要大量训练，但也很难被自动化的工作。从事这些工作的人，是不用担心失业问题的。用人类的身份处理这些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例如，看看那些体育教练，我们很难将这类工作自动化。所以，也许我们可以将失业的卡车司机重新培训成体育教练，而那些能够驾驶卡车的人也许会发现，体育教练的技能是比较容易掌握的。
　　杰瑞·卡普兰举的另一个例子是按摩服务。通常，按摩服务在今天的美国是一种奢侈服务。你必须拥有足够的收入，才能负担得起按摩服务的昂贵价格。按摩师的收入很高，按摩师需要的工作技能是什么，这种工作技能并不需要特别高级的训练。如果人们有了足够的钱，就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接受按摩服务。这会让按摩师的需求大增。未来，因为可共享的自动驾驶汽车的普及，你可能不再需要拥有你自己的汽车了。在美国，这意味着平均水平的个人可以每年节省大约1万美元的汽车保有费用。那么，一些人就可以将这些省下来的钱花在按摩等较奢侈的服务上。然后，我们就需要更多的按摩师了。
　　所以，在杰瑞·卡普兰看来，有关人工智能只会取代低级别工作的假定是不正确的。许多需要人际接触的工作都很难被取代，例如前台接待员。你当然可以用一个自动化系统来取代他们，但你肯定不希望看到你的宾馆或你的公司前台，只有机器来接待访客。你肯定需要在前台安排人类职员，因为你需要他们在那里解决一些很难被高级规范化的系统预测的问题。　　再比如，调酒师的工作当然可以被自动化。你可以走到一台自动售货机前，用自助的方式买一杯金汤力。但调酒师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社交活动，你希望看到他们，你希望和他们聊天。所以，调酒师的职业不会消失。那些失业的卡车司机也可以被训练成调酒师。
　　也就是说，金字塔结构不一定坍塌，更多的可能是在现有基础上进行自我调整。因为人工智能虽将引起社会工作结构的大规模调整，但调整的结果不等于大量从事简单工作的人必须去勉为其难地完成高层次的分析、决策、艺术等创造性的工作。即便是处在金字塔中层或顶层的人，也将面临人工智能技术的冲击，他们也需要重新适应。比如，医生就必须适应与人工智能协同工作以提高诊断效率。
　　有关金字塔结构如何优化和调整，我们可以拿公司组织结构来做一个类 比。
　　例如，在微软公司，人们常年习惯于逐层汇报、逐级管理的金字塔型管理结构，这根本上是源于微软的主业是Office、Windows等商用软件包的开发与销售，这类任务特别适合被层层拆解后，由一个金字塔型的执行体系逐层细化，按任务、子任务、功能、模块、代码单元等由大到小的层级进行开发。当年，曾经主持微软Office各主要组件开发工作的查尔斯·西蒙尼（Charles Simonyi）就是这种开发模式的拥趸。开发最初版本的Excel时，比尔·盖茨与查尔斯·西蒙尼一道，设计、探讨并实践了后来被人们称为微软产品开发周期模式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并在微软内部推广。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由少数精英人才带领一大批相对平庸的工程师，准确地执行公司上层的战略部署，完成产品开发工作。微软公司这种管理机制最符合传统金字塔模型的要求，但在人工智能时代，受到的冲击可能也最大。一旦相对平庸的人才的工作可以被人工智能所代替，那么，整个管理结构就会失衡，公司会面临大规模裁员的风险。
　　反之，谷歌公司因为从初创时起，就专注于灵活、多变的互联网服务产品的研发，谷歌内部的技术团队大多采用扁平化管理模型，整个产品开发团队由无数个三五人、最多九人的微型团队单元组成，可以根据市场变化或资源调配的需要，随时灵活变更项目组结构，灵活调配资源。在谷歌，大多数技术管理者同时也是软件开发者，不但做分析、决策，也实际动手写代码，而许多实际写代码的工程师也会花时间参与项目中的关键技术决策。与微软对人才的要求不同，谷歌公司总是强调，不同岗位、不同层级的人都需要是最优秀的精英人才，这样，谷歌在需要做任何技术或商业转型时，都很容易重新安排工作的分配方式，因为优秀的人才总能快速学会另一项技能，或快速适应新的岗位。这一体系，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受到的冲击会很小。
　　不难预测，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类似谷歌公司这样，可以灵活配置资源、灵活转换方向的管理体系会越来越受到公司领导者的青睐。
　　此外，与金字塔构型相关，还有一个人才教育与成长的问题。2017年1月，我出席瑞士达沃斯论坛时，针对未来人类社会、经济的转型，分享和讨论了以下几个主要观点：
　　·在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里，人才的成长也是金字塔型的——从金字塔底端不断成长，并不断被筛选。先从简单工作做起，再完成复杂工作，直至能够承担战略决策任务。精英领导就是这么磨炼、筛选出来的。但是，当人工智能取代了多数底层的简单工作，那时，人才该如何磨炼成长呢？
　　·也许，在人工智能时代，政府和企业有责任保证人才培训与成长的可持续性。例如，在初级工作被取代时，依然拥有一个培训机制，让人可以继续获得第一手的工作经验，并从中培养、筛选出高端精英人才——这种机制是否真的可行？与杰瑞·卡普兰所说的“工作担保”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处？
　　·如果大量中老年员工的工作被取代，那时的重新培训将会非常困难。可能唯一的希望，就是让他们进入服务业，从事必须由人来完成的那些简单工作。但是，他们会愿意吗？这会不会造成新的社会问题？
　　·很显然，在上述挑战面前，人类的教育体制需要重启。整个教育体制应更多地关注素质教育和高端教育，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学习和尝试各种更复杂，或更需要人类创造力的工作种类，培养更多的博学之才、专深之才、文艺人才、领导人才。同时，职业教育则应及时关注那些涉及人机协作的新技能、新工作，并大力拓展服务业相关的人才培训。
　　·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需要教育父母，让他们不要再期望孩子寻找“安稳”的工作，因为在传统意义上，“安稳”意味着简单、重复，“安稳”的工作早晚都会被机器取代。我们要帮助下一代做最智慧的选择，选择那些相对不容易被淘汰，或者可以与机器协同完成任务的工 作。
　　只有我们的教育体系不断培养出适应新的金字塔模型，可随着社会结构调整需要，快速灵活完成不同类型工作，发挥人类创造力的人才，人类才不必终日担心被人工智能取代。
　　有更好的人才，才有更好的未来。

用开放的心态迎接新世界

　　每个人都担心未来的时候，未来也许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糟。人工智能给全人类提出了有关社会、经济转型的好问题，关键看我们人类如何作答。
　　人类仍是这个地球的主宰，数千年的历史变幻，沧海桑田，历经无数次危机与挑战，人类都在不断的调整与变革中成长起来了。人工智能至少目前还是人类的造物，完全由人类控制和管理，我们有何理由惧怕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呢？
　　眼光长远的人已经在积极寻找答案，而不是被动接受变革。
　　2016年5月，硅谷著名投资人、Y Combinator公司总裁和OpenAI公司创始人萨姆·奥尔特曼在加州的奥克兰开展了一项社会学实验：如果定期为人们（无论这些人是否失业）提供一份基本收入的资助，那么，这些人是更倾向于选择用这笔钱来吃喝玩乐，还是干脆过着失业却衣食无忧的生活，或者利用这一资助去主动接受培训并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
　　大约1000名志愿者报名参加这项社会学实验。Y Combinator选出100个家庭作为第一批实验对象。参加实验者每人每月可以得到1000到2000美元的资助。不考虑住房的话，这笔钱在加州足以涵盖一个人的基本生活费用，甚至还有盈余。而且，未来的人类生活成本（主要消费品价格）可能因人工智能的普及而大幅降低，这样的资助就会显得更加实惠。
　　萨姆·奥尔特曼说：“我们希望一个最低限度的经济保障，可以让这些人自由地寻求进一步的教育和培训，找到更好的工作，并为未来做好规 划。”
　　萨姆·奥尔特曼的实验非常有趣，在人工智能开始普及的大背景下，也十分有现实意义。这种实验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探寻社会基本福利之外，整个社会可以为处在转型期的人提供何种帮助，并弄清楚这种帮助是不是真的有效，人工智能时代的失业者和转换工作者是不是真的需要类似的帮助。这和北欧一些福利国家正在执行的高福利制度，以及正在开展的一系列最低生活保障的实验类似，但萨姆·奥尔特曼的实验更有针对性。
　　萨姆·奥尔特曼本人似乎相信，人工智能在未来创造的新工作机会将少于人工智能所制造的失业数量。这一判断是推动萨姆·奥尔特曼开展社会学实验的根本原因。
　　先不谈萨姆·奥尔特曼的判断是否准确。如果我们能用开放的心态来看待人工智能的崛起，那么，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工作，造成人类失业，为什么不能被大家视作一件好事呢？
　　我的意思是说，即便人工智能普及后，人类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会失去现有的工作，但这为什么不是一次人类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解放”呢？用开放的心态设想一下，人工智能的普及必将带来生产力的大幅提高，整个世界不需要所有人都努力工作，就可以保证全人类的物质富足。在这一基础上，如果各国像萨姆·奥尔特曼所做的实验那样，给每个人定期发放基本生活资助，那所有人就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喜欢工作的人可以继续工作，不喜欢工作的人可以选择旅游、娱乐、享受生活，还可以完全从个人兴趣出发，去学习和从事艺术创作，愉悦身心。
　　那个时候，少数人类精英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和前沿科技开发，大量简单、重复的初级工作由人工智能完成，大多数人享受生活，享受人生。由此也必然会催生娱乐产业的大发展，未来的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必将深入每个人的生活中，成为人类一种全新的娱乐方式。
　　2017年1月，著名人工智能科学家、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和视觉实验室主任李飞飞在北京发表演讲。谈到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关系，李飞飞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AI的未来掌握在那些创造、开发和使用者的手中。无疑地，AI会改变世界，但这里真正的问题是，改变AI的又是谁呢？”
　　李飞飞提出，人类未来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增强人工智能研究者的多样性。这是基于三个层面的考虑：“第一个理由关乎经济和劳动力，人工智能是一个日益增长的技术，会影响到每个人，我们需要更多人力开发出更好的技术；第二个理由关乎创造力和创新，很多研究都显示出，当拥有多种多样背景的人共同合作时，会产生更好的结果和更具有创意的解决方案；最后一个理由关乎社会正义和道德价值，当各种各样背景的人聚集到一起时，他们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价值观，代表着人类的技术也会有更加多样性的思 考。”
　　李飞飞敏锐地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一种可能：当拥有多样化背景、多种价值观、对未来有不同诉求的人一起参与人工智能的研发与普及时，我们最容易得到一个趋近完美的平衡点，找到人工智能与人类协同工作、生活、生存的多样化解决方案，避免被偏见所左右。这也许是我们目前能想到的，避免潜在危机，防范风险的最好方案。
　　科幻作家、雨果奖得主郝景芳女士则从更加文艺的角度，解读了人工智能为人类回归“个性化”所提供的时代契机。
　　郝景芳说，在人工智能时代，“人们不得不开始思考‘我能做什么’，而结论必然是‘我能做和机器人不一样的事’。机器人会迅速占领所有标准化领域，而人类将在各种差异化产品的供应中寻觅新的领地。……在未来，工厂机器流水线留给机器人，人会以更加富有创造性的方式与流水线竞争。人的独特性会体现出来：思考、创造、沟通、情感交流；人与人的依恋、归属感和协作精神；好奇、热情、志同道合的驱动力。根本不是计算能力和文书处理能力，而是人的综合感悟和对世界的想象力，才是人和机器人最大的差别和竞争力。创造者的个性化才是产品的价值所 在” 。
　　是啊，只有人的精神个性，才是人工智能时代里人类的真正价值。只有用开放的心态，创造性地迎接人工智能与人类协同工作的新世界，才能真正成为未来的主人。　（连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