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十）

“昂首天外亦豪哉”——

《新华日报》肯定张恨水小说为“现实主义道路”　（下）

　　就是从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开始，冯雪峰便在《文汇报·笔会》上连载《鲁迅回忆录》，到是年12月7日《文汇报》被禁，共发表二十六篇。这一回忆录，真实地回忆了冯雪峰自1936年党中央派他到上海开展团结鲁迅工作的经历。包括他向鲁迅介绍传达瓦窑堡会议精神、毛泽东军事领导才能和统一战线思想等，回忆将鲁迅和毛泽东联系了起来，构成重要的历史叙述。

 

　　一日，张恨水同乡××设宴招待张恨水，似叙同乡之谊，但酒桌上突有“是否准备到息峰休息两年”的言辞。张恨水后来得知，此公乃秘密受特务头子戴笠之旨，以此相恫吓，意在让张恨水不要再将《八十一梦》写下去。在这种压力之下，张恨水“被迫草草结束全书”。但在书前的楔里，他将此书称为“鼠齿下的残余”，公开表达了对国民党迫害的不满。即便“草草结束全书”，《八十一梦》流传到延安，周恩来仍予以高度称誉。
　　除《八十一梦》外，这年张恨水还创作了《蜀道难》《秦淮世家》《潜山血》等长篇小说。偶尔还发表一些诗词，针砭时弊，如在一首诗中有“日暮驰车三十里，夫人烫发入城来”句。山城人朗朗而读，以讽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骄奢淫逸。
　　到庚辰年（1940年），张恨水的长篇小说《水浒新传》在已成为孤岛的上海《新闻报》上连载。全书写梁山英雄接受招安之后，在金兵入侵之时，随张叔夜开赴前线，奋勇抗金，终于血染沙场、为国捐躯的故事。小说既写了英雄慷慨赴难、视死如归的抗敌精神，还描写了北宋王朝中主和派贪赃枉法，出卖民族利益，致使梁山英雄腹背受敌的可耻行径。小说发表之后：
　　汪精卫和日本人对此书都非常的不满，但说的是宋代故事，他们也无可奈何。（见《写作生涯回忆》）
　　《水浒新传》在结构情节、人物塑造、景物描写及语言运用上，都下了功夫，成为现代章回小说中，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很好，又具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也是抗战文学中的佳作。
　　是年，在中外记者代表团踏上陕北土地，访问延安时，毛泽东曾对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说：
　　《水浒新传》这本书写得好，梁山泊英雄抗金，我们八路军抗日！
　　这一年为龙年，应是文人腾飞出海之年，但一贯多产的张恨水却突然减产了。先读他的半阕《浣溪沙》：
　　过了黄昏摸黑坐，无灯无烛把窗开，等她明月上山来。
　　写的是无油点灯，无钱买烛。张恨水全家搬进重庆市郊南温泉桃子沟，住在文协的三间草房里，因房内漏雨，自嘲为“待漏斋”，后因念沦陷故土，后又改“北望斋”。那时，重庆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靠稿酬生活的文人日子艰辛。当时最高稿酬千字千元，一盒华福牌香烟也卖一千元，写小说养活不了自己。所幸张恨水在《新民报》拿的工资还勉强糊口，除了给《新民报》写稿子外，已“死了那条卖文的心”。于是闲时看看书架上的几套破书，或念“无师自通”的英文，或画“无师自通”的画，或是找邻居“摆摆龙门阵”。
　　日子过得穷极无聊之时，竟天降福分，张恨水突然有了意外收获。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的辛巳年（1941年），香港、新加坡皆被日军占领。这时，上海书商将张恨水的旧作重新出版，换上崭新光鲜的封面，运到香港、新加坡去卖。一部分又由香港转到重庆等内地销售。出版者还算有良心，将版税寄给张恨水。重庆有关出版者，将这些书又在重庆重印，将百分之二十的版税付给张恨水。出版种类竟达二十多种。这样，从1942年至1945年，张恨水每月所得版税，超过薪水的十倍。
　　有钱，日子就过舒服了。创作的激情重又复萌。就有长篇小说《牛马走》在重庆《新民报》上连载，出单行本时，改名“魍魉世界”。
　　《牛马走》以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为背景，抨击那些不顾民族危亡而醉生梦死的国民党权贵，揭露发国难财的不法商人的丑恶嘴脸，寄同情于普通老百姓。“牛马走”语出《汉书·司马迁》，“太史公牛马走”，为司马迁自谦之词，走，犹仆也。张恨水以《牛马走》喻指人民大众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同时也比喻和批判甘受金钱驱策的另一种“牛马”。让读者感到它像是《八十一梦》的叙事续篇。
　　这年岁尾，张恨水在重庆《新民报》开设了《上下古今谈》专栏。他在《〈上下古今谈〉开场白》中说，设此专栏是“为了调剂篇幅上的情趣”，因为“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苍蝇之微”都要说一说，所以起名“上下古今谈”，可“歌功颂德，则同人早觉非当今之需要……铸鼎燃犀，谈何容易”？所以希望文章“只谈些不相干的事情”。
　　张恨水自当日起，每日一篇，写了三年半之久，约有千篇，计百万字。此乃张恨水杂文代表作，独具风格。杂文多因时因事因人而发，调动平生所学，多为隐讳讽刺国民党社会黑暗之篇，短小精悍，趣味十足。
　　壬午年（1942年）、癸未年（1943年），张恨水主要写时评，如《中国民族素质不弱》《有钱派钱，有力派力》等。壬午年秋，重庆《新民报》邀请周恩来做一次形势分析报告。
　　一天晚上，月色如水，重庆郊外华一村陈铭德先生家中，格外热闹，周恩来准时到陈家，与陈铭德、罗承烈、张恨水等进步人士亲切交谈。周恩来分析了抗战时局，回答诸人的问题。特别当着张恨水的面，对《八十一梦》给予热情肯定：
　　同反动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起了一定作用吗？（《写作生涯回忆》）
　　张恨水听了，心里甚为高兴。是年，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与张恨水加强了联系，曾几次把延安生产的小米、红枣赠送给他。
　　甲申年农历四月二十四（1944年5月16日），是张恨水五十寿辰。1943年，张恨水在重庆《新民报》发表《郭沫若、洪深都五十了》一文，借为二人祝寿，表达自己为文艺发展尽力的决心。如今轮到他也五十岁了。重庆的文协、新文学会和《新民报》等联合发起为张恨水祝寿的活动。
　　张恨水几次婉言推辞无果，便逃到南温泉避寿。寿星不在，祝寿活动依然热热闹闹举行。农历四月二十四那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专文，为张恨水贺寿。文中在评价其创作时，说道：
　　他的小说与旧型章回小说显然有一个分水岭，那就是他的现实主义道路……无不以同情弱小，反抗强暴为主要的题目。
　　同日，重庆各报发表祝寿文章竟多达几十篇之多，其中有潘梓年、罗承烈、老舍等人的祝寿专撰。文界颇为热闹。
　　等热闹过后，从南温泉归来的张恨水，颇为感动，在重庆《新民报》写了一篇《总答谢》，副标题是“并自我检讨”，除向诸友表达谢忱之外，还专门阐明了自己的创作与“鸳鸯蝴蝶派”作品的主要区别。多年来，文坛多以“鸳鸯蝴蝶派”来界定张恨水的小说，硬把张恨水的小说划为通俗小说范畴。比如《中华文学通史》，就专门有一章曰“张恨水与其他通俗小说作家”。其实，较之有人说张恨水为“鸳鸯蝴蝶派”，他们说得还比较客气。关于“鸳鸯蝴蝶派”，笔者在《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一书的《被误读的“鸳鸯蝴蝶派”包天笑、周瘦鹃》一节里，做了阐述：
　　被鲁迅或某些人称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是以上海为中心，成形于明末清初，火爆于“五四”之后，或用文言或用白话书写的小说。它们已超越了志怪、传奇、讲史、神魔、狎邪、侠义、公案小说的遗风流韵，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更多关注社会、世道、婚恋和人生。以雅文学自居者，即以调侃、戏谑并带贬义地将这类一开始多写才子佳人后来又着重表现婚姻、家庭及某些感喟人心多变、世道歧路的作品称为“鸳鸯蝴蝶派”作品，这既失之公允又不准确，更显示这些论家和史家的审美能力的低俗。
　　想起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文学研究会和左翼作家联合批判否定“鸳鸯蝴蝶派”“恶趣味”时，就无视了叶圣陶早期作品，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恨水《啼笑因缘》《金粉世家》，包天笑《上海春秋》，周瘦鹃《风雨中的国旗》等批判社会不公、讽刺社会黑暗的现实主义内容及其中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手法。对其采取虚无主义、宗派主义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的错误态度。抗日战争时期，正是张恨水的小说，写出了抗日战争年代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英雄主义，呈现了那个年代动乱的生活景象与人们真实的生存状态。但即便如此，他们还在说“张恨水的作品是小说，而茅盾、鲁迅的作品是文学”。当时，施蛰存就站出来，为张恨水打抱不平，认为茅盾、鲁迅作品在抗战时，门槛太高，而张恨水的小说反映现实生活，故深受人民大众的欢迎。张恨水以良知和道义，半生辛勤耕耘，始终以最大热情表现普通百姓的性格命运，反映他们的情感愿望，形象地概括了近半个世纪中国历史的变迁。他的小说是一幅充满百姓生活意趣与民俗市井风情的清明上河图式的社会生活长卷。为此，张恨水赢得了读者的尊重和赞誉。
对这样一位“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老舍语），创作了近三千万字的针砭时弊，拆穿军阀、国民党虚伪黑暗的真面目的作品的作家，冠以“鸳鸯蝴蝶派”或通俗小说作家之名，这公允吗？
　　张恨水在《总答谢》阐述自己的创作与“鸳鸯蝴蝶派”之不同，是受了多年的委屈，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我毫不讳言地，我曾受过民初蝴蝶鸳鸯派的影响，但我拿稿子送到报上去登的时候，上派已经没落，《礼拜六》杂志，风行一时了。现代人不知，一位蝴蝶鸳鸯派就是礼拜六派，其实那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后者比前派思想前进得多，文字的组织也完密远过十倍。但我这样说，并不以为我是礼拜六派，还胜鸳蝴派。其实到了我拿小说卖钱的时候，已是民国八九年，礼拜六派，也以五四文化运动的巨浪而吞没了。我就算是礼拜六派，也不是再传的孟子，而是三四传的荀子了。二十年来，对我开玩笑的人，总以鸳鸯蝴蝶派或礼拜派的帽子给我戴上，我真是受之有愧。我绝不像进步的话剧家，对文明戏三字那样深恶痛绝。
　　张恨水以“自我检讨”的方式，略带调侃地给那些左翼批判家补了补文学知识课，让他们无话可说。他们之所以不再喋喋不休地聒噪了，是因为他们看到《新华日报》刊文认定，张恨水的小说走的是“现实主义道路”！时至今日，中国文学史并没有真正认识张恨水的小说，这真是文坛的荒诞的悲剧。
　　乙酉年（1945年），日本投降，8月28日，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飞抵桂子飘香的山城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在渝期间，毛泽东与各界代表举行过多次座谈。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谈中，接见张恨水，主宾相谈甚欢。1944年，《新民报》主笔赵超构随中外记者访问延安时，毛泽东特意向赵超构询问张恨水的近况，并让赵带话，希望张恨水得便时到延安看看。这次晤面，毛泽东肯定了张恨水创作上的进步倾向。张恨水深受感动。临走，毛泽东还将从延安带来的红枣、小米各一袋赠送他。这次与毛泽东见面，给张恨水留下太深刻的印象，他不断对友人说：“毛先生真有学问！”
　　1945年11月14日，《西方夜谭》副刊上，首次发表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震撼山城。张恨水到编辑部才看到此词，大加称颂。有人提议：“您和他一首如何？”善于诗词的张恨水连连摆手，真诚地说：“岂敢岂敢，我哪有那么大的气魄呀！”
　　国共和平谈判后，国民政府为各界对抗战有特殊贡献的文武官员和社会贤达，颁发了“抗战胜利”勋章，张恨水名列其中，此乃对以文学为武器参加伟大抗战的文化人之一大褒奖。论作品之丰，质量之高，影响之大，张恨水当之无愧。
　　往事真的并不如烟。张恨水在船头，看萧瑟青峦，望滔滔一江寒水，回忆抗战往事，历历在目，诚如他在《悠然有所思》所云，“幽影弄虚窗，依稀无几日。悠然有所思，人生良飘忽”，“当日青春时，嬉戏无所惜。壮举今日半，往事空追忆”，“悠然有所思，背手立斜晖。西风挥落木，北雁尚南飞”。

 

3

　　丙戌年（1946年）2月15日，张恨水吟着杜甫“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诗句，偕全家去安庆拜望久别的老母后，顾不得陪老母多待几天，又只身来到北平。他是应陈铭德之邀，到北平创办北平《新民报》的。
　　不久，即到“军事调解处执行部”，拜见共产党部队代表叶剑英。此次见面是由马彦祥、徐冰介绍张恨水的情况后，叶剑英才决定见他的。
　　当时，北平不少人见到重返北平的张恨水，大吃一惊，因为他们很早就从报上得知张恨水已殁了。根据是张恨水写的一首诗：
　　　　屋草垂垂怯朔风，斋窗病卧一衰翁。
　　　　弥留客里无多语，埋我青山墓向东。
　　此诗在全国各报皆刊载过，张恨水的书迷们以为是其绝笔，莫不哀痛。今日又见张郎面，大家自然又惊又喜。
　　北平《新民报》设在东交民巷西口瑞金大楼。印制设备已购齐全。经过总编辑方奈何、主编马彦祥和张恨水一番筹划，《新民报》就开张了。在张恨水的建议下，报纸以副刊取胜，设《北海》《天桥》和《鼓楼》三个副刊。《北海》由张恨水负责，专刊文学、掌故、逸事。4月4日，《新民报》创刊，发行了一万多份，成为北平一份重要的报纸。
　　接下来，《新民报》上又见茅盾的中篇小说《生命之一页》、老舍的长篇笔记《八方风雨》，还有章士钊、郭沫若、柳亚子、沈尹默、于右任的诗文。深受读者欢迎。
　　张恨水在创刊的第三天，在《北海》上发表讽刺诗《重庆客》：
　　　　先持汉节驻华堂，再结舟车返故乡。
　　　　随后金珠收拾尽，一群粉黛拜冠裳。
　　　　恢复幽燕十六州，壶浆箪食遍街头。
　　　　谁知汉室中兴业，流语民间是劫收。
　　　　昂头天外亦豪哉，掠过黄河万事哀。
　　　　解得难民恩怨在，逢人不敢说飞来。
　　这是《五子登科》的诗歌版，揭露国民党大员下山劫夺公产的丑态，针针见血，刀刀毙命。
　　报社为张恨水租了一座四进四合院，在北沟沿甲二十三号（一说在砖塔胡同）。房舍宽敞，更显孤独，他只好每天拼命工作和写作，闲暇时，在院里栽树种花，并购置《四库全书》浓缩本，有两千多册的《四部备要》码在红檀书架上。春暖花开时，在书房写作读书，很是惬意。于是，张恨水买下该四合院。
　　友人知张恨水爱菊花，秋来时，让伙计搬来一盆雪白，一盆紫红。刚刚摆在中院廊下，竟然有两只蝴蝶翩然飞来，绕菊花盘旋。众人称奇，便对张恨水道：“这般光景，恨水兄可有诗乎？”
　　张恨水脱口而吟道：“怪底蝶来容易去，嫌它赤白太分明。”
　　友人会意，笑曰：“个性难改呀。”
　　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进城。一部分解放军战士借住张家前院，睡在枯草垫的地铺上，每日清扫庭院，绝不进内院一步，给见多识广的张恨水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大约就在解放军排好队，向他行军礼撤出院子之后，张恨水存在私人银行一生的积蓄，被人骗走，加之报上说恨水是国民党特务，他气急之下，突发脑出血，几近瘫痪。为了治病，家人不得不卖掉这座大四合院，另购砖塔胡四十三号一个小院。这是后话。
　　戊子年（1948年），张恨水辞去《新民报》的所有职务。
　　新生活，正在召唤他，不久，张恨水接到叶剑英发给他的一张请柬，他高高兴兴地走进了北京饭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