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七）

第二章　点燃“导火线”(二)

　　“高饶事件”以后，党内对刘少奇的不满有增无减。1962年春天，高岗夫人李力群在劳动部上班，人事司通知她立即回家。原来是林彪夫人叶群来接她，叶群说：“101（林彪在东北打仗时的代号）从杭州回来，要我接你和孩子到毛家湾去，想看看你和孩子们，想问问你们的情况。”林彪同李力群除了谈到高岗的案子以外，还对李力群说“力群同志，你很年轻到延安参加革命，你不了解我们共产党内政治斗争的情况，都是为了个人的权威和利益。刘少奇从华中来，七大后当了二把手，就开始搞山头，拉宗派，重用坐过监牢的人，如薄一波、彭真、安子文等人，在党内有很大势力。刘少奇当了党内二把手，他是否满意了？有没有想法？为什么就开始拉派？天知道。毛主席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不说话，看行动，看表现。党内对刘少奇有意见的人不只高岗一个人，在东北，我林彪是一个，王鹤寿、何凯丰、陈云、李富春、陈正人。到北京后，首先是毛主席对刘少奇有意见，对刘少奇不满，从生活作风到工作方面都不满，甚至怀疑刘少奇的历史。”
　　高岗秘书赵家梁说，毛想把刘拿下来不是1964年，也不是1962年，而是1953年。这个历史将来会有人证明。从高岗问题上我感觉到了。为什么让高岗查敌伪档案？为什么对高岗说刘对他帮助不大？说刘和他不合拍，不行则把他挪挪地方。说刘可以搞些出出风头、迎来送往的事，我才不愿干这些事呢。这些话要不是高岗讲出来，别人是不知道的。七大后刘作为接班人是公认的。毛是不是想换一换？1953年6月15日，毛在政治会议的报告中说，讲到资产阶级右倾思想，讲到右倾情绪，讲的是邓子恢，实际内容是刘少奇的。1958年初毛批“反冒进”，名义上是批周恩来、陈云，实际还是批刘。对此，刘少奇很明白的，所以他总是主动作检查，1953年财经会议上主动作检查，八大二次会议又主动作检查，成都会议又作检查，没有人让他检查，为什么总是要作检查？
　　到了1965年，毛泽东想整刘少奇是决心已定的。
　　要整刘少奇，先得断其臂。彭真首当其冲。
　　彭真和贺龙、罗瑞卿的密切关系也使毛泽东忧虑。彭真和贺龙在延安时就结下了友谊，进入北京后又互相看望。贺龙喜欢钓鱼，有时将钓的鱼送给彭真。彭真有空闲也去贺家串门。贺龙夫人薛明被安排到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是得到了彭真的关照。罗瑞卿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部长和总参谋长期间，和彭真都有密切的工作关系。每年国庆节，在28、29日晚，几个特种游行队伍举行预演排练，彭真亲临审查时，罗瑞卿几乎每次都去陪同。
　　有学者说，毛泽东组织姚文元的文章不是给彭真放下“钓鱼钩”，因为那时毛还信任彭，还交给彭重要任务，让彭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其实，交给彭重要任务不一定是信任他。毛还让刘少奇主持五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呢，这个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难道能说此时毛对刘信任吗？

彭真的对抗

　　在姚文发表的第三天，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和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沙英给上海《文汇报》打电活，询问姚文的背景。上海没有正面回答。《文汇报》驻北京首席记者要求《北京日报》总编辑范瑾组织反映文章，范瑾向北京市委宣传部请示如何回答，宣传部负责人说：“你就说今天天气哈哈哈！”
　　当时，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分管意识形态。陆定一虽然是中宣部长，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各报刊多次向市委请示是否可以转载，彭真和中宣部都不让转载。
　　见北京不转载姚文，毛泽东11月17日到上海，让上海印发单行本向全国征订。24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数字，大多数地方都有复电。北京新华书店奉命不复，电话询问也不表示意见，直到29日，才复电同意。
　　11月26日，彭真告诉北京市委，吴晗问题的性质不属于敌我矛盾，界限要掌握好。
　　11月28日，在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出面协调之后，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问题，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等人参加会议。彭真问：“吴晗现在怎样？”邓拓回答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打破这个僵局的还是陈丕显。11月25日，陈丕显（一说是时在上海的江青）在上海将文章的背景告诉了罗瑞卿，并托罗瑞卿转告周恩来。11月29日，《解放军报》奉罗瑞卿之命转载，第二天周恩来让《人民日报》转载。
　　僵持了18天，11月30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转载姚文。按照彭真的意见写了一个编者按，没有表示支持姚文元的文章，把姚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并且强调“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按语的最后一段，引用毛泽东的话，指出对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要进行斗争。这是周恩来加的。
　　12月12日，《北京日报》、《前线》杂志同时发表邓拓的文章，署名向阳生，题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从政治问题拉到道德继承的“学术”问题上去。这篇文章是在彭真亲自指导下写的，最后由彭真亲自修改，经过北京市委书记处传阅定稿。
　　12月21日 毛泽东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人谈话说：《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研究历史》）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12月22日 毛泽东同彭真、康生、杨成武等谈话，又讲了前一天同陈伯达等谈的那些意见。彭真说，根据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第二天毛约彭真谈话，毛说：吴晗的问题两个月后作政治结论。
　　12月24日彭真在国际饭店开北京市委工作会议时，把吴晗找去，对他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显然是向吴晗示意，给他撑腰。
　　12月26日、27日上海市委向彭真汇报情况，谈到姚文元的文章是根据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毛主席指示发表的，彭真未置可否。他说，对姚文元的文章也要“一分为二”，还说吴晗问题要作为学术问题讨论。彭真批评上海转载北京各报按语不该把《解放军报》按语放在第一篇，应当把《北京日报》的按语放在头一篇。彭真还说：吴晗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反右派斗争时都是左派，邓拓是左派，他署名向阳生的文章是我叫他那样写的。
    　北京的对抗，加深了毛泽东认为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看法。
    　作为身处高层的老练的政治家，彭真没有那么迟钝。他不可能不知道姚文元文章是毛亲自支持的。退一步说，如果早先彭真的对抗不了解毛的意图，毛12月21日点出了《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以后，还坚持将评《海瑞罢官》限制在学术范围之内，那就是向毛挑战了。今天看来，彭真他如此大胆地对抗毛泽东是正确的，也是需要政治勇气的。他后面有没有刘少奇支持呢？但现有的资料无法证实。彭真等人组织的《二月提纲》更是对毛泽东的一次挑战。
　　彭真对抗毛泽东，咬住了毛泽东抛出的鱼钩。

“二月提纲”

　　毛泽东点出批判《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以后，一些批判文章进一步升级。1966年１月中旬，中宣部收到《红旗》杂志编委关锋和《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戚本禹各写的一篇批《海瑞罢官》“要害”的文章，因为文章上纲很高，能不能公开发表没有把握。于是就上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1966年２月３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这个小组是1964年７月由毛泽东提议成立的，负责领导文化方面的大批判工作。组长是彭真，组员有陆定一（中宣部长）、康生（中共中央理论小组组长）、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长）。1964年以来的文艺、思想大批判都是这个小组领导的，批判《海瑞罢官》当然也是他们的职责。这次参加会议的除五人小组的人以外，还有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等。会上批评了关锋等左派。彭真强调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说吴晗与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没有联系，吴晗问题是学术问题。２月４日，许立群和姚溱，根据彭真的意见，在钓鱼台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这个提纲对已经开展的批评加以约束，把批评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并限于学术范围之内，不赞成搞成政治批判。 提纲说：“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这被人理解为用“各种学术理论问题”来冲淡政治问题。提纲还说：“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姚文元的文章正是缺乏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原则，就是以势压人。这句话显然是针对姚文的。提纲说对“坚定左派”“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也要“清理一下，弄清是非”。这是指关锋、戚本禹也写过按当时标准应当受批判的文章。
　　２月５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在京的常委讨论了“二月提纲”（草案）。临开会前，彭真把“二月提纲”（草案）送给常委。上面写着：“此件因时间匆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传阅和商酌。”在会上，许立群口头汇报情况。彭真插了一些话，没有念“提纲”。这次讨论后经彭真修改，在京常委同意。于２月７日用电报发给当时在武汉的毛泽东。五人小组送给常委和毛泽东的“汇报提纲”没有署名。“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署名是姚臻加上的。
　　２月８日，是决定“二月提纲”命运关键的日子。这一天早晨，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田家英等，从北京西郊机场乘专机飞往武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到武汉机场迎接，并让他们立即到东湖毛的住处汇报。至于汇报会的情况，至今其说不一。这是因为，毛泽东在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对其政治对手的谈话总是模棱两可的。龚育之当时也是到武汉人员之一，没有参加汇报会。他听到许立群汇报会后回到招待所说：“现在好了！问题都解决了！”许让龚育之给北京他的秘书打个电话，告诉姚臻一句话：《汇报提纲》顺利通过。
　　但是，《1965年9月到1966年５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五·一六”通知附件）说毛对“二月提纲”没有反对，也没有说赞成。
　　毛泽东批评许立群以后，龚育之问许立群：在武汉汇报的时候，毛主席到底是怎么说的？许立群说，他没有听懂毛主席的意思。许立群对龚育之说的和“大事记”上讲的有几件事是大体一致的：一，在汇报会上毛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说，他站在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罢了官的人一边，不是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边，可以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说吴晗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至于形成紧张局势。二，彭真说对这次批判要做政治结论。毛指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决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三，彭真提到关锋、戚本禹等左派也写过影射杂文，骂过中央，要不要对左派整风解决一下。毛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武汉汇报后，彭真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打电话，说文件已经毛主席同意，尽快发给全党。
　　２月12日至14日，彭真对上海市委说，“汇报提纲”是常委讨论过，毛主席同意了的，问题都解决了，也不需要跟你们谈了。上海市委提出：“提纲”中“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等还需要研究。13日，彭真指定胡绳同张春桥谈话。胡绳对张说，不能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并且说是毛主席的意见。胡绳说，这是彭真同志要他这样讲的。
2月12日，经邓小平签发，“二月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党。在这个文件前面中央的按语说：“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1966年3月11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打电话询问“二月提纲”到底是针对着谁的？“左派”指的是谁？代表彭真的许立群回答说，这是指阿Q，谁身上有癞疤就是谁！并责问上海发表姚文时为何不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 张春桥得知彭真的答复后说：“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文章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
     得知彭真这个电话，强化了毛打倒彭真的决心。

毛泽东出手反击

　　看到彭真等如此对抗，毛泽东进一步把话挑明了。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讲话中谈到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时说：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青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毛是指以邓子恢为部长的农村工作部因1962年扶持包产到户被毛撤销）。
　　3月28日、29日，毛泽东同康生谈了两次话，说：北京市委、中宣部包庇坏人，要解散。告诉彭真，不要包庇坏人了，要向上海道歉。30日毛又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指出这个提纲是错误的。毛泽东说，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毛泽东指出，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泽东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4月2日，周恩来在河北邯郸给毛写信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的指示。
　　经康生批准，《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题目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4月5日，《红旗》发表了关锋、林杰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这几篇文章被彭真、许立群压了两个多月。
　　周恩来表明了态度，支持毛泽东；大批判升级。形势对彭真很不利。
　　4月9日至12日，被紧急从外地召回北京的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参加。先由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接着彭真表态，说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康生系统地批评了彭真在这次学术批判中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陈伯达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了彭真的一系列严重错误。最后，周恩来和邓小平指出，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这个小组后来转为中央文革小组。
　　４月16日《北京日报》用３个版面，批判邓拓、廖沫沙、吴晗三人，市委机关理论刊物《前线》加了编者按。这是北京市委搞的。北京市委以为把邓拓抛出来就没事了。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广播了。可新华社又奉命撤销了北京市的按语。
　　1966年4月16日至24是，毛在杭州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主要是批彭真，讨论撤销“二月提纲”。毛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朝里有人，各大区、各省市都有。”“二月3日搞了一个五人小组文件，迫不及待。在武汉谈整左派，我不同意。”
　　毛说“在武汉谈整左派，我不同意。”就是在1966年二三月间，彭真组织人整左派关锋、戚本禹的材料。王力回忆说：
　　这时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彭真整了邓拓的材料，还有关锋、戚本禹的材料，送给毛主席，是姚臻、许立群帮他办的，没有找我。吴冷西也知道这件事。我听吴冷西说了后，很紧张，马上给彭真打电话。我说你要慎重考虑，毛主席说关锋、戚本禹是左派。毛主席刚刚骂了杨尚昆，杨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戚本禹。你可不能送关锋、戚本禹的材料。彭真一听也慌了，说我赶紧追回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文件已经送走了，这果然闯了大祸……当时我建议彭真跟关锋、戚本禹缓和关系，他也接受了，请他两人吃了一顿饭。后来戚本禹给彭真写信，说过去对彭真了解不够，这次接触后改变了印象。他还夸彭真有伟大的政治家的胸怀，等等。后来从彭真家查出这信，江青对戚本禹大为不满。这又成为打倒戚本禹的重要原因。
　　４月16日，为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央领导人从北京飞到杭州。叶剑英来得晚，问李雪峰：“这个会是干什么，三月不是刚开过会？”李雪峰说：“我也不知道。”叶剑英说：“送彭真上飞机时，彭真和我讲了两句话，说现在又出事了，他出事了。”彭真到杭州后要求和毛见面谈话，他对毛的秘书徐业夫说：“我要求和主席见面，只谈20分钟，请你转达。”毛不见。大家觉得事情大了。饭后散步时，六大区书记没有一个人敢和彭真并行，也不和他讲话。会议结束后，中央指定李雪峰、宋任穷和彭真一道乘飞机回北京。明是陪送，实是押送。路上，三个人面对面坐着都没说话。
　　在中国共产党内，人与人的关系是政治关系，阶级关系，除此之外无别的关系，不能有私人友谊。一旦毛对某人政治上不信任，其他人马上和此人划清界线、保持距离，甚至落井下石。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错误、撤销“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二月提纲”的主要起草者许立群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说，杨耳从前的尖锐性哪里去了？
1950年，许立群以杨耳、贾霁的笔名批判《武训传》的两篇文章是那场大批判的发难之作，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在轮到他挨批判了，从此被关押8年。
　　参加这次杭州会议的杨成武事后对邱会作说，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说：“中央分为一线，二线，没有说要两个中央。我离开北京在外地时，常委议了两条，中央的工作以一线为主，我有什么意见会向北京提出来，我不在外地发指示；同时，也希望北京有什么大的问题，也向我打个招呼。他们搞文化革命是一件大事，但同我连招呼都没有打一个，就做决议，发指示，这是什么问题，大家想想吧。”，杨成武还对邱会作说：“老邱，要进行反击战了。” 指毛要对刘、彭反击了。
　　4月28日，毛在杭州同陈伯达、康生谈话，继续批评彭真。毛说：“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按照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走向反而，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阶级斗争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彭真回北京以后还没有失去自由。５月10日，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由李雪峰接替北京市委。任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
　　5月11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向李雪峰交待到北京市委后应当注意的事。他俯身对李雪峰说：“你去了之后……”刚开始讲，听见后面有什么人拿材料念。彭真火了，态度激昂，回身朝背后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万岁的！”意思是说他是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他还把此当作他的政治资本。坐在主席台上的刘少奇马上制止，吵架停止了。 不久，中央派人通知彭真，停止他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让彭真倒台了。倒台前还念念不忘是他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的。
　　1966年４月，毛动手整刘少奇的得力助手彭真的时候，刘少奇和陈毅在东南亚访问，他对杭州会议整彭真的事毫无所知，还把从国外带回的水果也给彭真准备了一份。1966年４月19日，他从缅甸仰光回到昆明。他们原计划对云南这个边陲省份作些考察，这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让他们立即到杭州出席毛主席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到杭州刚住下，周恩来匆匆赶来向他介绍他出访这段时间内国内发生的事。面对毛咄咄逼人和党内上层力量对比的情况，刘少奇没有办法抵抗，只好就接受了毛对彭真的整肃。
　　就在彭真等人搞“二月提纲”的时候，江青于1966年２月２日到30日，在上海搞了一个文件，这就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地纪要》。毛泽东让陈伯达专程到上海与张春桥共同修改。这个纪要，也可以说是“二月纪要”，是和彭真等人的”二月提纲”针锋相对的。这个纪要说：“建国以来，文艺界基本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个纪要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和姚文元写的评《海瑞罢官》那篇文章一样，这个纪要是也是江青秉承毛的意志搞出来的，她组织陈伯达、张春桥、刘志坚、陈亚丁等人写出稿子，毛三次亲自审阅修改，加写了一些落，还加上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题目。其所以抬出林彪，是为了请出林彪这座“尊神”。3月19日，江青致信林彪，请林彪审批《纪要》，林彪给几位军委副主席写信，对《纪要》作出了高度评价。1966年4月10日，这个《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211号）下发到县团级。4月16日，周恩来认为这个中央文件的按语对《纪要》的评价还不够高，要求重写。根据周恩来的意见，重写的按语，对这个《纪要》作出了更高的评价，还特别强调“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
　　《纪要》不仅仅“以毛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文化革命的号令，而且是让军队为文化大革命保驾护航。
　　文化革命的大幕终于拉开了。在此期间，中央报刊接二连三地发出火药味很浓的社论：
　　４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个社论是将《纪要》改写而成的。第二天，全国各报转载了这篇社论。
５月４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
　　《解放军报》发表的文章调子最高，总是提前透露一些信息。这表明，有“枪杆子”在后面支持。
　　５月９日，《解放军报》发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一批材料：《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５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第二天，全国各报刊转载了这篇文章。
　　有了林彪和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在南方遥控北京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５月４日开幕，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人被摆上了祭坛。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