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充和:十分冷淡存知己　一曲微茫度此生

◎ 江　泓

浸淫于古典文化

　　“我写东西留不住。谁碰上就拿去发表了。”一般文章在写张充和的时候，会这样引用老太太的一句笑语，其实原话是“我写东西就是随地吐痰，留不住。谁碰上就拿去发表了”。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把“就是随地吐痰”这个比方抹掉了，也许觉得不雅，觉得跟老太太大家闺秀的身份不符合，其实，恰恰这句话让我嗅到了可以意会的气味和我喜欢的真性情。
张岱《陶庵梦忆》云：“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充和有癖，非常清雅的癖好——诗词、书法、昆曲、绘画。真正有癖好的人都会有体会，当自己画了一幅画，写了一幅字，或唱了一首歌，那感觉就像出了一身汗，洗了个热水澡，或像老太太说的吐了一口痰，甚至像出了一次恭，好像越发不雅了，可确实有着这样宣泄主淋漓的快感，大雅和大俗本来就是相通的。
　　了解了充和，就会了解她为什么会有这样自由、真实、不受拘束的表达。和三个姐姐不一样，母亲生她之前生了一个男孩，可是一出生就夭折了。这次怀孕殷切盼望是个儿子，结果再次降临的又是个丫头，这当然令迫切想要男孩的家人欢喜不起来。
　　在充和八个月的时候，因为奶妈奶水不够，充和饿得哇哇大哭，母亲陆英悲从中来，忍不住也抱着女儿，失声痛哭。当时在家做客的叔祖母，听到母女俩悲痛的哭声，就提出想收养这个女孩。陆英放飞了这个女孩，充和和叔祖母一起离开上海，在合肥生活到十六岁。
　　充和的叔祖母是李鸿章的侄女，成年后嫁入和李鸿章一样的大家族张树声家。叔祖母很有学识，对充和要求严格，比如，要求她坐立行走时，不能显出慵懒之态，在长辈面前保持恭敬，不许插话等等。严格归严格，但不僵化，不失自由之精神。她自己信佛，却并不强迫充和信佛，甚至不要求她吃素。
　　识修非常重视对养孙女的教育，前前后后请了好几位先生，有一位最优秀，待的时间也最长。这位老师就是来自山东的考古学家朱谟钦，充和跟着他，从十一岁一直到十六岁离开合肥。朱老师的工资是一年三百银元，当时一般仆人的工钱是一年二十银元，这样的重金当然是看准了才给的。
　　充和的教育完全是南怀瑾先生一直勉力提倡，而现在已无法重新拾起的方式——背诵。她刚学会说话，就开始背诵经典，不到六岁，就能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后来跟着朱先生学习《汉书》《史记》《左传》《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还有唐宋诗词等等。
　　充和每天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除去一个小时的午餐时间，一直都跟着老师读书、写字。老师也并不讲解，只是教她打标点符号，然后大声地念，用的是老理儿，“书读百遍，其意自现；点断句读，其意自明。”随着年龄增长，才加入一些同音字和语法之类的内容。
　　深厚的童子功让充和深谙其中三味。更难得是，这位朱先生教的是传统文化，用的是新思想，他自己选择教材，不排除儒家之外的所谓“异端”，他的教学方法充满思辨性，对学问的理解上，让充和不要学他，而是大胆顺应天性发展。不像很多平庸的老师，只会让学生临摹自己，反而扼杀了学生的天性。
　　充和有幸，遇到的都是秉承自由精神、毫不刻板的人。叔祖公张华轸和亲祖父张华奎比起来简直一事无成，连秀才都没考中，他也并不在意。他真正爱读的书是佛教经典、小说诗词和戏曲，他把这些书放进书房，闲暇时可能还会跟妻子识修一起研读、讨论。
　　充和稍大一点，翻看这些书籍，识修也并不阻拦，这也是充和后来爱上昆曲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她十六岁以后到苏州跟姐姐们重聚，听她们唱昆曲，很多都似曾相识，原来早在书房里看过那些戏文，那种故人重逢的喜悦和亲切让她痴迷上了昆曲，一迷就是一生。

清雅之艳

　　像她的叔祖公一样，充和身上极少有现实功利心。对于诗词、书法、绘画、昆曲的喜好和痴迷，完全来自内心的渴求，她和几个姐姐不同，不在乎别人的掌声和赞扬。“她们喜欢登台表演，面对观众；我却习惯不受打扰，做自己的事。”她说她一辈子都是在玩，这样的玩让她真正的乐在其中。
　　说是“玩”，在别人看来那算是吃苦的事，不过“玩”的人，因为喜欢，因为兴趣，感受到的就是快乐和享受。“我想人有了兴趣才会有那份责任，想要做好。”充和甚至把这种兴趣比做宗教，“无论学什么东西，没有宗教式的观念，无法学好。我对书法、昆曲、诗词都有这份宗教般的热爱。”
　　充和无论走到哪里都带本字帖，她说：“书法是一门艺术。不练字就无法画面，不读诗词就不会喜爱昆曲。都与修养有关，就是养性。比如心情烦，什么都不想做，我还可以写字。”就连抗战时期，警报声中，她也不停地书写。“防空洞就在我桌子旁边，空袭警报拉响后，人随时可以下去。那时候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我就练习小楷。”这样的人是强大的，因为她的内心有所寄托，自身就如一个寂然而又生机盎然的小岛，按照自己的漂移规律缓慢应对变化。
　　也就是在抗战时期，她认识了书法家沈尹默（朱先生之后的第二位恩师），向他请教书法。沈尹默说，他不会正儿八经上课，可以让充和看他写字，也愿意阅读和修改充和的作品。“沈先生搬到重庆乡下歌乐山，当时我在青木关，距离比较近。一年中有几次，我坐着运输汽车，拿自己写的字给他看。每次到沈先生那里，总是帮他拉纸研墨。”
　　和朱老师一样，沈先生不断地告诉她，不要学老师，而是要反复查看自己的作品，哪里对，哪里不对。就连对这位女弟子书法评价——“明人学晋人书”，沈先生也是不置褒贬，耐人寻味而不作定论。受沈先生影响，充和更强化了自己早起临帖的习惯，每天三个小时，甚至更长。如今九十多岁的老太太（衲按：张充和已于2015年6月18日去世），依然保持这样的习惯，金安平说：“她运笔写字的手臂和少女的一样强壮。”
　　曾和张家打过多次交道的张昌华先生说：“我对充和先生的印象是，她的姿容是典型的小家碧玉，而气质神韵却是大家风范。”我也有同感，看到过充和一张照片，年轻的充和身着一袭朴素的旗袍，梳着两根麻花辫，随意坐在蒲团上，倚靠着四个煤油桶搭起的木板，那是她漂泊在云南呈贡时的简陋书桌，她就在这里，就着如豆的煤油灯，看书、习字。说实话，充和算不上多么漂亮，可是疏朗、宁静的气质造就了她的美，让人不由心向往之。
　　当时是抗战时期，充和随同姐姐兆和、姐夫沈从文在西南联大，这房间是姐夫在呈贡小镇租下的，沈从文把三间房给自己家人住，两间给画家朋友住，还有六个小房间给充和其他亲友住。充和就是在她住的小房间留影的，那里本来是个小佛堂，充和喜欢，就搬了进去。因为她会吹笛子，结果弹琵琶、弹古筝的人都闻声而来，音乐爱好者、诗人、书法家也随之而至，大家喜欢聚集到她的小房间，喜欢她那里的氛围和气息。
　　不要说当时，就是现在也拥有大批粉丝，比充和晚出生将近三十年的董桥，也十分仰慕、欣赏张老太太，说她的“毛笔小楷漂亮得可下酒，难得极了”。在《张充和的伤往小令》一文里不吝款款深情，“张充和的工楷小字我向来喜爱，秀慧的笔势孕育温存的学养，集字成篇，流露的又是乌衣巷口三分寂寥的芳菲。多年前初赏她写给施蛰存先生的一片词笺，惊艳不必说，传统品味栖迟金粉空梁太久了，她的款款墨痕真正好揭开一出文化的惊梦，梦醒处，悠然招展的竟是西风老树下一蓑一笠的无恙！她那手工楷天生是她笔下诗词的佳偶，一配就配出了《纳兰词》里‘鸳鸯小字，犹记手生疏’的矜持，也配出了梅影悄悄掠过红桥的江南消息，撩人低徊。”
　　因为喜欢，北京一家拍卖行挂出一幅充老一九八一年小楷《归去来辞》时，董桥托朋友竞拍，几经举价，终于如愿所归。他自己说：“世道尚新，雅风飘零，难得张充和那样的书香闺秀一生写字画画清高到老年，我很感动，也很喜爱她的作品，到处寻求，不但拍卖会上以蜉蝣之力争撼大树，连初识的朋友也不避生疏相托搜罗。”充和2004年在北京、苏州开过书画展览，回美之后，送了一幅工笔小楷给他，满足了他的心愿。
　　其实充和所做的纯粹为了愉悦自己，为了“吐口痰”的舒畅，写字、画画、唱曲，她从小几乎没有同龄玩伴，是这些爱好陪她长大，给了她快乐和宁静。可一不留神，就让别人惊艳，这个艳是“无丝毫纤尘”的清雅之艳，更可贵的是她自己无知无觉，毫不在意。

考取北大

　　在充和十六岁回到苏州大家庭的时候，虽然比不上几个姐姐的眼界和时尚，也略显土气，可是几个姐姐没一个敢小觑她，还公认她的诗词最好。城里长大的孩子，再好的诗句都在旧书里隐约可见出处，充和的诗句却是自然里发芽，带着晨露的。
　　在她们的一次家庭识字运动中，她被分给二姐做学生，好为人师的二姐允和为充和起了个新名字“王觉悟”，自鸣得意，还绣在了四妹的书包上。充和不乐意了，淡淡地反问：“为什么起这个名字？有给人起名字还改了姓的吗？”平时伶牙俐齿的二小姐张口结舌，自知理亏，只好收起平常的霸道模样，把自己绣的字一点点拆掉，那个繁体的“觉”字费了她不少时间。
　　那时候，她的三个姐姐已经跟着老师学了昆曲，也时常在家演唱。她一听一看，都十分熟悉，原来是她在叔祖母书房里看过的《西厢记》《牡丹亭》之类的熟悉故事。那种亲切如同“他乡遇故知”，不由分说就亲近得很，所以学起昆曲，反而更得神韵。
　　汪曾祺曾经在一篇回忆西南联大生活，题为《晚翠园曲会》的文章里写到张充和，“有一个人，没有跟我们一起拍过曲子，也没有参加过同期，但是她的唱法却在曲社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她唱得非常讲究，运字行腔，精微细致，真是‘水磨腔’。我们唱的‘思凡’、‘学堂’、‘瑶台’，都是用的她的唱法（她灌过几张唱片）。她唱的‘受吐’，娇慵醉媚，若不胜情，难可比拟”。
　　充和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造诣很高，可是数学就简直一窍不通。1933年，她跟随三姐兆和、三姐夫沈从文从苏州来到北京生活，全家人建议她考北大，接受正统教育。充和答应参加次年的考试，中文不成问题，英文也还能补习，唯独数学，任谁讲课，她是一点也听不进去。
　　考试那天，家里人为她准备圆规、三角尺之类的用具，她冷静地拒绝，说自己完全用不上。果然，她很清爽地考了个大鸭蛋，中文也很清爽——得了个满分。学校考试委员会存心想收这个学生，又不能破校规，考生单科成绩为零是不可能被录取的。于是就让那个数学判卷老师重新改卷，老师依然坚持零分。
　　据说季羡林高考数学得了四分，钱钟书十五分，吴晗零分，充和像他们一样偏才和幸运，考试委员会惜才心切，想办法破例录取了这位女生进入中文系，让我们现在不得不佩服当时数学老师的原则和立场，学校考试委员会的眼光和魄力，他们当时并没有半点看在沈从文面子上的私情。因为充和担心别人说他蒙姐夫照顾，同时也怕考试成绩太差，给家人丢脸，就想办法办了个假身份，取名“张旋”。胡适曾经对她说：“张旋，我记得你数学不大好。”在充和因病打算离开北大时，还苦口婆心，劝她不要放弃。直到充和离开之后，他才知道这位才女学生原来是沈从文的小姨子。
　　张充和放弃北大学业，明面上说是因为肺结核，实际是并没认为北大有多了不起，感觉无法静心向学。充和一直不喜欢热闹，而且远离政治。她的重大抉择，比如确定“结婚对象”和“远赴他乡”，都是基于这样的前提作出的，她要的是宁静的田园牧歌式的古典生活。

与下之琳的断章

　　我私下里觉得兆和说不定真的有些不解风情，充和就不同了，她很小就在小书房里翻看过《桃花扇》、《牡丹亭》那些香艳的故事，但同时养祖母又给她坐立行走不可显出慵懒之态一类的教育，她懂得何为性感，但她不是随便抛媚眼的女子。她的性感段位应该不低，可惜除了她的丈夫傅汉思，还有谁有幸体验过？即使用情之深如大诗人卞之琳，也只是情梦一场。
　　卞之琳是徐志摩的学生、沈从文的密友，他将乔伊斯、弗洛伊德介绍给沈从文，激发他产生新的灵感，写出以“魇”为题的系列意识流小说。卞之琳正是通过沈从文认识了他美丽而清雅的小姨子。
　　那是1933年的初秋，巴金、靳以、卞之琳在沈家小聚，碰巧，十七岁的张充和从苏州赶来，准备迎考北大。诗人虚龄二十三岁，刚刚写出隽永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闻一多先生曾经当面夸奖卞之琳，说他在年轻人中间属于不写情诗的。可是，随着卞之琳与张小姐的初识，让他感觉“彼此有相通的‘一点’”，一切，有了例外的转变。
　　“隔江泥衔到你梁上，隔院泉跳到你杯里，海外的奢侈品舶来你胸前：我想要研究交通史。”这样的情诗过分曲折晦涩，让旁人都替他干着急，误以为是诗人不善表达才没有赢得美人的心。其实张充和对诗人并不太欣赏，她评价卞之琳的诗歌“缺乏深度”，还认为诗人“不够深沉”，“有点爱卖弄”。
　　美女的无心，敏感如诗人哪里会觉察不到呢？“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所以他不表达，唯有不表达，才不会被断然拒绝，也才会继续做着朦胧的美梦。
　　与诗人同时代的夏济安在后来出版的日记里，大约有二十多次涉及卞、张之恋，都是白描写实的手法。如1946年4月8日：“晚饭后卞拿他所珍藏的张仲和（应为张充和）女士（他的爱人）所唱自灌的铝质唱片开给大家听……”时隔多年，卞之琳在美国见到夏济安的弟弟夏志清，说：“你哥哥怎么在日记里乱写我！”
　　其实老人并不介意，在《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卞之琳》一书附有《卞之琳年表简编》，许多事情略而不记，却特别记下了和张充和相关的“细小”信息。年表虽然是香港研究卞之琳专家张曼仪所编，这些事情却一定是卞之琳讲出来，并且愿意郑重编入年表中的。
　　诗人周良沛也写过这段情事，“他与张家小姐诗化的浪漫，在圈内早是公开的秘密”，一贯严肃、不善言辞的诗人“有次偶尔讲到《十年诗草》，张家小姐为他题写的书名，他突然神采焕发了，不容别人插嘴，完全是诗意地描述她家门第的书香、学养，以及跟她的美丽一般的开朗、洒脱于闺秀的典雅之书法、诗词。这使我深深感动他那诗意的陶醉。我明白了，年轻诗人首次于爱的真诚投入，是永难忘怀，无发消退的。虽然只是梦中的完美，又毕竟是寂寞现实中的安慰。”
　　爱情从来就不是呼应对等的，晚年时，张充和向作家金安平流露“觉得他的外表——包括眼镜在内——都有些装腔作势”。这样的第一感是永远不可能产生和转化为爱情的。1948年，充和选择了汉学专家犹太人后裔美国人傅汉思，随夫远嫁海外。
　　卞之琳受到感情重创，但是想在心里抹掉一个人，对诗人来说并不容易做到。1953年一个秋天，与她的初识已经隔着二十年的光阴，卞之琳到苏州参加会议，恰巧被接待住进了张充和的旧居——过去熟悉的她曾独住的一间楼室。“秋夜枯坐原主人留下的空书桌前，痴情的诗人翻空抽屉，瞥见一束无人过问的字稿，居然是沈尹默给张充和圈改的几首词稿。”于是宝贝一样地取走，历经十年浩劫，保存完好。1980年诗人访问美国时，与张充和久别重逢，将词稿奉归物主。
　　一辈子匆匆的几次交往，于她，君子之交而已；于他，却是一生一世不忘的债。诗人直到1955年，四十五岁，头上已飞霜，才与青林结婚。2000年2月2日，卞先生驾鹤西去，第二天，卞的女儿青乔驱车前往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了父亲1937年8月在雁荡山大悲阁为张充和手抄的那卷《装饰集》和一册《音尘集》。
　　六十多年的沧桑终于尘埃落定，不要说什么公平不公平，爱情就是前世的债，青林要还卞之琳，卞之琳要还张充和，至于张充和，前生也许很辛苦，今世才做到轻松洒脱，不唯情困，都是别人跑来向她还债。

朋友似的夫妻

　　我在美容院里做指甲，女孩托着手，扬眉问道：“你要做椭圆形还是方形的指甲？”“方形。”女孩笑了：“做方形指甲，好强啊！”“不对吧？做椭圆形，还不是为了迎合男人的审美？方形的，太刚性硬朗，男人一般不喜欢，只有特立独行，不愿意依赖、讨好男人的女人才去做。”“噢，遇到内行了。”女孩又笑。
　　想想我的随口乱说，貌似聪明其实也不尽然。换了张充和，她应该也是做椭圆的柔美型指甲吧？不过她是真的喜欢，也合适那样的柔美，她不会去讨好、依赖男人，她也不用标榜独立与自我。她不会看重这些形式的东西，如同她并不很看重爱情和男人。
　　她自己说：“我不爱金银珠宝，可是笔、砚都是最好的。”寻常女子爱金银珠宝就像寻常女子做椭圆的柔美指甲一样，多是为了取悦男人，还暴露了内心为青春买保险，以备不时之需的不安全感。
　　一个爱笔、砚，不爱金银的女人，是一个真正能找到、享受自我乐趣的女人，她不怕独处，不惧孤单，男人和爱情，有便有，没有便没有，她自有浑然忘我的一片天地。就像一些修行得道之人，自身和外界可以完成能量的交换，没有那要死要活、欲仙欲死的男女之情，也一样做到雍容、平和、宁静，不带火气，也不裸露，永远是男人心目中的春城柳，这样淡淡的女人，其实更吸引人，更有迷人的魅力。
　　充和一直到三十几岁也不急于结婚，她的养祖母在合肥给她留有一笔田产，让她不会因为经济窘迫而考虑嫁人。而她喜欢自由自在，满意独身的潇洒，不必在意社会对已婚妇女的期待和约束，也没有那么多繁琐庸俗的烦恼。当然有不少文人雅士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或者因为享受独身的乐趣，或者缘分未到，还没有一个真正打动她的芳心。
　　情感专家曾经给出现婚姻危机的夫妻一条建议：要设法培养“第三者”——令人痴迷的爱好，有了这样的迷恋，就不会有时间、精力和兴趣去迷恋、真正的第三者了。充和有“第三者”——昆曲、书法、诗词、绘画……她和它们相互拥有，一往情深，男女之情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
　　最后进入充和青眼的是个外国人，叫傅汉思，出身于德国的犹太人知识分子家庭，有西班牙文学学位，也精通德、法、英、意大利文学。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也希望寻觅东方奇遇，傅汉思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1948年3月，他通过沈从文认识了他的小姨子张充和，充和当时在北京大学教授书法和昆曲。
　　傅汉思时常去沈家，他自己回忆说：“过不久，沈从文以为我对充和比对他更感兴趣。从那以后，我到他家，他就不再多同我谈话了，马上就叫充和，让我们单独在一起。”两人恋爱了，连沈家的孩子都看得出来。小虎一看到他们就嚷嚷：“四姨傅伯伯。”他故意把句子断得让人弄不清到底是“四姨，傅伯伯”还是“四姨父，伯伯”。
　　相识八个多月，他们结婚了。那是1948年11月，北平快解放了。婚礼很简单，是中西结合的仪式。充和两个堂兄弟、沈家两个孩子和几个好友，连牧师夫妇一共十四个人参加了婚礼。傅汉思在给父母的家书中写道：“我们前天结婚了，非常快乐……仪式虽是基督教的，但没问答，采用中国惯例，新娘新郎在结婚证书上签章，表示我们坚定的决心。”
　　我查不到更多有关张充和、傅汉思之间的亲密往事来见证他们之间的罗曼蒂克，只有傅汉思在一些回忆文章中多少有所提及，比如《我和沈从文初相识》一文里提到：婚礼后，大家吃了蛋糕，兆和的儿子虎虎说：“四姨，我希望你们天天结婚，让我天天有蛋糕吃。”也就只是这一类写实的人间烟火。
　　其实他们的婚姻生活一直不乏雅趣，就在他们结婚已经五十二年的新千年，一位美国学生为充和出版了一本名为《桃花鱼》的诗词集，汉英对照，译文就是老伴傅汉思翻译的，那本书只印一百册，宣纸印刷，手工线装，古色古香，想象两位老人珠联璧合的生活，夫复何求？
　　话说回来，毕竟是一中一西的结合，一直待字闺中的充和为什么会嫁傅汉思？出嫁那年，她已经三十四岁，比傅汉思还大三岁。虽说大龄，她原本还想自食其力，自得其乐，并不急于出嫁，但是1948年底，她决定把自己嫁掉，伴随着这个决定的，是结婚后远走他乡。
　　对于傅汉思，无疑她一定不认为“做作”，“装腔作势”，不存在反感。可是要说有多么情深意长，也很可疑，在我看来可能更多的是朋友之情。和她同时代的才女杨绛，老年有一段话，也许可以做个注释：“其实哪一样又不是朋友呢？君臣之间，能够达到关系融洽合作愉悦的程度，彼此要相知信任，恰如朋友；父子之间，舐犊情深亲密无间，亦如朋友；兄弟之间，手足情深齐协共进，亦如朋友；夫妻之间，感情深厚，无话不谈，亦是朋友。因此，一切关系到了最后，如果是比较融洽的状态，都应该是朋友的关系。”充和与傅汉思也许没有过分炙热燃烧过，可是那样的温情也许更加恒久，淡淡的，一直温暖着彼此的人生。
　　张充和知道自己是一个老式文人，不如三姐兆和，反而和姐夫沈从文相似，不是那种“弹性大，适应力强”的人，很难适应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她从信佛的叔祖母那里继承了慈悲为怀，却并没有拯救中国、拯救世界的远大理想。她预感到新世界容不下她喜欢的那些东西，于是选择离去，与其人物皆非，黯然神伤，还不如隔着千山万水遥遥相思。
　　于是，她为自己选择了婚姻，也选择了自己的下半生。1949年1月，充和在上海搭上戈登将军号前往美国，除了几件换洗衣物，她带着一方古砚，几支毛笔和一盒五百多年的古墨……

文人之交

　　董桥说过他特别喜欢充和的一幅隶书对联：“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认为“联好字好，确是神品”，细细品味，这实际上正是充和一辈子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写照。
　　
文人大多清高，不太好接近，其实和任何一个圈子一样，这个特定的圈子，也有着他们独特的交往方式。拿充和来说，她的朋友大多都是在昆曲活动中结识的。他们一般会通过赠诗作自我介绍，如果愿意相互唱和，就成为正式的文字之交。相似的成长背景，相当的学识水平，让他们感觉到血脉相通，气味相投。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如果不识这种交往密码，就像下围棋不在一个段位，游戏就不好玩了。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文人雅士看上去清高主要因为他们远离政治，爱好文学艺术。也许他们在社会上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但是他们拥有自知之明。金安平分析说，他们“明白当时处于强权统治（不管是哪些人碰巧掌握了强权）下的处境”，也因此他们真正酷爱，愿意为之鞠躬尽瘁的是艺术，这也是他们最大的共性。
　　只要拥有共同的气质和爱好，年龄不是交友的障碍，充和就有好几位忘年交。比如亦师亦友的沈伊默，大她三十一岁，先客气地称她“充和女史”，后来改口“充和女弟”。充和认他为第二位恩师（朱谟钦先生是第一位）。
　　就在重庆那段时间，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比沈伊默还大两岁的章士钊，他曾经和沈政治立场完全不同，矛盾激烈到在1925年的学潮中，北师大的学生放火烧了章士钊的家。章当时在段褀瑞政府任教育总长，沈则是北师大教师，始终和学生站在一起。他们相聚在重庆时，那些政治风云已经随风而去，他们有谈不完的话题，多半是文学艺术，也许偶尔会涉及到那场学潮，都已经是旁观者的冷静与客观。沈伊默写诗说：“各有短长无可讳，君须得魄我得魂。”说的是他和章士钊的书法，又何尝不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呢？
　　那些老少才子自然都很喜爱充和。有一次，沈尹默在一张小纸条上抄录一首近作给充和：“四弦拨尽情难尽，意足无声胜有声。今古悲欢终了了，为谁合眼想平生。”充和带着纸条去看望另一位朋友——水利专家郑泉白，郑先生有事不在，充和就在书房里画起老师诗中的挑琴仕女。郑先生回来后连声称赞，充和怕羞想住笔，郑先生嘱她画完，她只好几条虚线画了仕女的身子和琵琶，并抄了沈尹默的诗及落款来交差。郑先生开她玩笑：“就算头是工笔，身是写意。琵琶弦子全是断的，叫她怎么弹呢？”张充和反应很快：“我老师不是说‘意足无声胜有声’吗？”然后一溜烟跑了，充和的轻灵、活泼也可见一斑。
　　后来，郑泉白裱好了画，画上还多了沈尹默、汪东、乔大壮和潘伯鹰的题咏，连张充和早先写的《牡丹亭·拾画》三阕也裱成了诗堂；第二年画轴绫边又添了姚鹓雏和章士钊的题跋。郑泉白把这幅画挂在书房，还拍了照片给充和留念。
　　岁月流逝，沈尹默后来受尽迫害，一九七一年过世；郑泉白“文革”期间被打断大腿，一九八九年作古。谁也想不到，一九九一年夏天那幅仕女图忽然在苏州拍卖，张充和闻讯委托弟弟张寰和替她买下来。此画现在就在她美国寓所里，只可惜“题词的人，收藏的人，都已寂寂长往，没有一个当时人可以共同欢喜”。
　　张充和没有特别远大的抱负，她的梦想很简单，希望能有一个园子，坐落在溪水边，园子里种着树，她的朋友们随时来做客，“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大家一起做着文学艺术的梦。
　　她在美国传授昆曲、书法，也在异乡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小世界，住宅后面有一片园地，她种了一片竹林，也种了花卉，还种了长葱、葫芦、黄瓜和一棵梨树。
　　她就在这样微缩的景观里玩味着她的最爱，她对作家金安平说，她必须“能动而不动”，这是种“悬隔”，悬在显隐之间。要有含蓄、内敛之美，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展露无遗。就像书法，手腕轻悬在书桌上方，指实掌虚，可以快而不急，也可以慢而不滞，“心忘于笔，手志于书”一一这就是“悬”境，也是“凌空”之境。
　　这是传统文化的境界，也是张充和的境界。（转载自《三联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