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著《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连载之三十五）
（连载之三十五）
第二十三章
从批陈整风到林彪出逃（上）
庐山会议上的斗争使毛泽东看到了林彪集团的势力，看到了这股势力采取集体行动的那种声势。为了扭转军人集团尾大不掉的局面，毛从“手无寸铁”的陈伯达身上下手，在全国开展“批陈整风”运动，逼林彪集团的几个人认错，彻底对他臣服。同时采取“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脚”的办法瓦解林彪集团。
华北会议和改组北京军区
庐山会议“六号简报”来自华北组，毛既然说“六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华北当然是追查的重点。毛将38军的一份报告当作“石头”甩出来，引出华北会议。
38军在朝鲜战争中被称为“万岁军”。朝鲜战争结束以后，38军驻防吉林省通化市。1967年2月15日，军委电令38军换防河北保定地区，由沈阳军区调归北京军区建制，代号改为4800部队。原驻防河北省的69军调往山西。
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挨批，李雪峰、郑维山因六号简报受到牵连。1970年12月10日，38军党委向军委办事组并中共中央报送了《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这个报告说“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说“陈伯达在处理保定问题中，大搞分裂，挑动武斗，镇压群众，破坏大联合、三结合”。加在陈伯达身上的这些罪状是言过其实的。1970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在38军的报告上写下致林、周、康及中央、军委的批语：
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使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38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
1968年3月，杨成武倒台后，由黄永胜任总参谋长，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委会的任务很重。为了解决各省的问题，尽快成立革委会，由周恩来主持做了分工。张春桥、姚文元负责华东。康生参与内蒙、山西。陈伯达参与天津、河北问题。后来山西、内蒙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又让陈伯达负责。 这是“陈伯达在华北到处乱跑”的起因。他作为中央领导人，华北的军政领导人接待并随同调研，不能说是把陈伯达当“太上皇”。陈伯达倒台了，中央没人出来说他分管华北的事。中央文革内部的分工又没有形成文件，毛这样批示，没有人敢说事实真相。1970年7月，陈伯达到华北之前，给毛写了一封请示信，是毛批准的。7月21日，陈伯达结束华北之行，两天后，他给中央写了一封汇报信。 毛在38军报告上的这个批示与实际情况不符。
12月19日，周恩来给毛写报告说：昨晚政治局讨论了主席对38军报告的批示，大家一致拥护主席要北京军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的建议，认为这次会议应集中讨论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对陈伯达问题的认识和揭发，人要多一些，时间要长一些。周还谈了这个会议的安排。毛对周的报告当即批示“照办”，还建议李德生、纪登奎参加会议。黄永胜、李作鹏同李德生、纪登奎一道参加这个会议，后称华北会议。
1970年11月13日，毛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黄永胜等参加。外宾走后毛把黄永胜留下，批评黄说：“庐山会议发难，你黄永胜是个头。你们办事组一统天下，我要打破你们一统天下。我现在要谢富治、纪登奎参加你们的办事组。” 毛说的“一统天下”，是指林彪、黄、吴、李、邱，都是来自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红双一”）。从井冈山开始，“红双一”一直是毛泽东的嫡系。1946年到1949年的内战，又是林彪带领这些人从东北打到海南岛。1949年以后，“红双一”的领导人大都占据了军队的主要位置。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又是依靠这些人。这些人在文革中地位上升，相互联系密切，形成了“一统天下”，有尾大不掉之势。毛对此怀着极高的警惕和不安。他不得不在原来由张国涛 领导的四方面军中寻求干部，谢富治、许世友、陈锡联、韩先楚、李德生等四方面军的人，成为他打破“一统天下”、制约“红双一”的力量。
华北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就决定改组北京军区，周恩来参与了改组的准备。毛泽东把改组北京军区叫做“挖墙脚”。他对付林彪集团采取了三手，另两手是，“甩石头”，即抛出《我的一点意见》和批转38军的报告；“掺沙子”，即派李德生、纪登奎参加由“红双一”独自控制的军委办事组。为了解决林彪问题，拱卫首都的北京军区必须完全可靠，毛泽东提前下手，防患于未然。毛泽东把军委办事组成员召集来，对他们说：“你们这个军委办事组，像粘土一样，板结了，不透气了，需要掺砂子。掺了一个李德生，看来还不够。我给你们再派一个文官，我的老朋友，纪登奎。怎么样啊，你们欢迎不欢迎啊。”
12月22日，华北会议召开。会上首先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学习38军的报告。除了揭露批判陈伯达以外，还让李雪峰、郑维山作自我批评。毛泽东认为这个会“批陈不痛不痒”，同时召开的军委座谈会也被毛泽东批评，认为“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在华北会议期间，毛泽东又甩出一块“石头”：1971年1月5日，济南军区政治部向中央军委报送《关于学习和贯彻毛主席关于“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毛泽东1月8日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批示中说：“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军队支左以后，权力膨胀，一些支左人员胡作非为，占用民房、大搞特权，群众敢怒不敢言。毛泽东这个批示对当时现实有针对性，也是向林彪集团施加压力。
1971年1月24日，周恩来在会议结束前作了讲话。 他在讲话中罗列了陈伯达的一系列“罪行”，宣布中央决定：李德生同志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同志任第一政委，纪登奎同志任第二政委；谢富治同志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同志任第二书记，纪登奎同志任第三书记。此时，谢富治已病重，1972年3月逝世。
批陈整风，毛等待林彪检讨
1970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照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集会。毛泽东和林彪都登上了天安门，林彪在庆祝大会上讲话。在普通百姓眼中，林彪还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和亲密战友。国庆节后，开始了批陈整风运动。
批陈整风，开始一段时间叫“批修整风”。陈伯达的问题在全党公开以后，就叫“批陈整风”。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转发了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1971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罪行材料》，指出陈伯达从历史到现实的“一系列罪行”。报刊上把陈伯达称为“刘少奇一类骗子”，进行连篇累牍的批判。对普通党员干部来说，批陈整风运动只是学习、开会，在高层，毛泽东和林彪正在暗中较劲。
据吴法宪回忆，1970年国庆节前夕，林彪和叶群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毛泽东约林彪到他那里谈了一次话。在谈话中有换掉吴法宪这个空军司令的意思，林彪尽力保护吴法宪。从毛那里回来，林彪对吴法宪说：“过去我不同意你作检讨，但是我现在赞成你到毛主席那里去说一下，作点自我批评，主要是把当时和张春桥发生的争论再向主席说一遍。今后空军的情况，你要直接向主席汇报。”吴法宪三次求见毛泽东，毛都不见。从过去的情况看，受到批评的高级领导人一旦毛不再见他，他就完了。吴法宪把毛拒见的情况告诉林彪，林说：“那就没办法了。”吴法宪准备写书面检讨，林彪同意了。
1970年9月29日，吴法宪的检讨送到了毛那里，10月14日，毛在吴的检讨上十个地方作了批示。其中说：“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军委办事组的同志（除了李德生以外）忘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是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什么伟大的谦虚，在原则问题上，我从来没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会议上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毛在对吴法宪检讨的批示中还说：“我愿意看到其他宣讲员的意见。”“其他宣讲员”是黄、叶、李、邱，毛逼他们作检讨。
1970年10月13日，叶群给毛泽东写信，检讨她在庐山会议上的错误。10月15日，毛就在检讨信上写了很多批语。叶的信中说：“我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毛在“是路线性”下划杠，写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叶群信中讲到黄永胜、吴法宪1970年8月中旬给林彪和她打电话，反映中央修改《宪法》小组会上关于“天才”问题的争论情况时说：“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他们当时是出于热爱主席向林彪同志反映”。毛泽东在“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下面划杠，写了“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叶群写道：“由于自己没有提到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来认识这个问题，总以肤浅之见劝林彪同志不生气，和稀泥，力求息事宁人，结果帮了倒忙”。毛泽东在引文和“结果帮了倒忙”一句下划杠，写了“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叶群在信中讲到8月24日晚她参加中南组的发言中引用了天才论语录时，毛在下面划了杠，写下了“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讨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叶群的信中写道，“由于自己路线觉悟政治水平低，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警惕不够，因而过去对他的斗争是不够有力的。”毛泽东在“过去对他的斗争是不够有力的”下面划杠，并写：“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毛泽东在叶群的信上最后批示：“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像对待吴法宪的检讨一样，毛泽东将他批示的叶群的检讨信送林彪、周恩来、康生及其他有关领导人阅。
拿到毛泽东对叶群检讨的批示，黄、吴、李、邱将毛对吴法宪检讨的批示比较了一下，认为“毛泽东对叶群的批评更厉害，批叶群直接关系到林彪，只不过给林彪一个面子，没有点林彪的名。”
1970年11月6日，在毛泽东的安排下，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属政治局直接领导，实际上就在毛的直接控制之下，成为对抗军委办事组的重要力量。
毛泽东认为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是一次路线斗争。他既然认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他就抓住不放，穷追猛打。但是，毛还是希望林彪主动检讨，和缓地解决问题。在批陈整风会议期间，1971年6月，林彪到江青住处钓鱼台请江青照了一张照片，林彪光着头拿着毛的著作在看，江青将这张照片题为《孜孜不倦》，署名“峻岭”，发表在1971年7、8月份合刊的《解放军画报》和《人民画报》上。这是林彪最后一张半身免冠照，离“9·13”只有三个月。对此，研究者给出了不同的解读。有人说是毛为了麻痹林彪（高华）；也有人说是毛想把林稳住（丁东），江青的秘书杨银录是这次照相的当事人之一，他说，实际上都不是。江青给很多人照过相，有小护士，有周恩来。江青跟陈伯达还照过一张两人一块的照片。但是，他想的是否过于简单？在激烈的政治搏斗中，林、江间还有这样和谐的交往，值得玩味。
1971年新的刚过，林彪把内勤李根清叫去，说：“你写句话挂在叶群卧室”，接着口述：“说到底，坏不到哪里去。”他想安慰正在发愁中的叶群。这说明林彪的心态是平和的，认为毛泽东不会把他怎么样。
3月21日，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写了书面检讨。毛将三人的检讨送周恩来等阅，让周恩来、康生、江青先商量一下，给黄永胜等人一个机会，让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作检讨。3月24日，毛在黄永胜的检讨上批示：“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3月24日下午，毛约周恩来、康生、黄、吴、李、邱、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谈批陈整风问题。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庐山会议的事就出在没有调查。同意召开一次批陈整风汇报会。吴法宪、叶群二人需要重写检讨。让周恩来把黄、李、邱的书面检讨及毛的批示送林彪阅。要求在场的人，除康生外，乘火车到北戴河向林彪作一次汇报，时间在林彪看完黄、李、邱的书面检讨之后。亲历者邱会作回忆，毛对他们很热情，微笑着，说：“早就要请你们几位来谈谈，今天才实现。”毛说：“中央准备开一次会，主要内容是讲批陈整风问题，你们之中的一些同志也发言做点自我批评，名义上是讨论陈伯达的问题，实际上给你们做点自我批评创造条件。这样做好不好？黄永胜立即表示拥护这个决定。虽然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都写了检查，可林彪一直没有任何表示。毛泽东希望林彪就庐山会议问题表态。
毛是让周恩来一行到北戴河逼林彪作书面检讨。让犯错误的人做书面检讨，是毛控制下属的常用办法。向他交“检查”，就是交“认罪书”，就是缴械投降；让人自己将错误记录在案，如果下次再犯，可以旧事重提。对林彪这样的人，更需要他作检讨。这是因为，林彪作了检讨，表示林彪集团主帅投了降。毛手上拿到了林彪的检讨，就掌握了解决林彪问题的主动权:如果在检讨中真心诚意地表示臣服，可以不换接班人；如果是另外的情况，就为把林彪换下来提供一个依据。
1971年3月29日，周恩来带领黄、吴、李、邱、纪登奎、李德生6个人乘专列到北戴河。3月30日、31日，周恩来等人在林彪的住处开汇报会。屋子里放着暖气，林彪面色苍白，毫无表情。周向林汇报了批陈整风的情况。周对林说，中央准备下月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他们几位也好把庐山的问题在小范围内向大家有个交待。周还委婉地说：主席建议，请林副主席出席4月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在会上讲几句话。林彪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自庐山会议以来一系列的指示和部署，但林彪没有表示参加会议，更没有作检讨的意思。
4月1日，周恩来一行到毛泽东处，向毛汇报北戴河之行。毛听了周的汇报很不满意，当面指责黄、吴、李、邱，严厉地批评说：“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邱会作回忆说，我们进去时，毛主席正坐在沙发上看黄、吴、叶、李、邱的检查。接着谈路线斗争问题，说：“你们几个人的问题，在我这里就全部处理完了，剩下开会的具体问题，请总理去办。”毛不想同林彪周围的几员大将周旋，他要直逼林彪。他说的“到了悬崖的边沿”，实际是指林彪。
军委办事组的人一直过不了关。有一次，邱对黄说：我看现在的温度（指毛的指责）比山上还高了，“山上的问题不下山”，可能是空话。黄说：完全是空话。他们商议，建议林彪作一点自我批评。他们向叶群提了这个建议，过了三天，叶转达了林彪对这个建议的意见：一，自我批评本来是我党的正常生活，只要有缺点，有错误就应当进行批评。但对庐山的问题我是没有什么可自责的。全会开幕式我的讲话，毛主席是同意的，我讲话的要点毛主席是知道的。毛主席说：“不要奉命讲话，要讲自己的话，才能讲好。”我就是本着这个精神讲话的。二，他们妄想要从我们的自我批评中得到什么东西，这是不可能的。在庐山兴师动众闹了几天，还不就是“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前者是老掉牙的问题，我是提过坚持天才的观点，难道我连提个人观点的权利都没有了？三，庐山的问题不是做自我批评可以了结的问题。
毛等林彪的检查，林彪就是不检查，毛、林之间形成了僵局。林彪认为毛是有意整人。
批陈整风汇报会于1971年4月15日召开。毛泽东特指定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参会加会议。黄永胜、吴法宪作了检讨性发言。会议前7天主要是讨论黄永胜等人的书面检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后几天是揭发陈伯达，交流各地批陈整风经验。
4月18日，毛指示“会议时间（原定7天）不够，应延长。”毛在延长中等林彪的态度。
开始林彪不回北京来，是特意回避这个会议，周恩来让黄永胜每天给叶群打电话。会议中间，周恩来还希望缓和局面，4月24日，他在会议情况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林已回北京还不出席会议，毛岂能屈尊？他表示：“我这几天不出门。”
两位主角不上台，周恩来只好唱独角戏。1971年4月29日，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他在会上按毛的调子作总结讲话，还是和稀泥。
批陈整风汇报会一结束，就赶上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当晚，天安门广场照常举行焰火晚会。出发时间到了，林彪表示请假不去。叶群再三劝说，他仍旧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一动不动。周恩来来电话催促：“主席已经出发了，请副统帅动身吧，今晚的活动不参加不好。”林彪还是无动于衷。叶群双膝跪在林彪前哀求：“你去吧，你不去，我们全家都得死啊！”林彪说：“没有那么严重嘛！”他还是缓缓起身，穿上内勤递过的大衣，出门乘车了。跟林彪上天安门的内勤小毕说，林彪坐下不一会儿，毛主席就起身去了休息室。少许，林彪也起身回到毛家湾。在现场的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毛泽东率先走向城楼的平台。他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着的是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的右侧。林彪静静的坐着。毛泽东略略地抬了抬头，朝对面的林彪瞥了一眼，又侧过脸来和西哈努克说话，仿佛根本没有看到什么！林彪带着一幅萎靡不振的样子出现在人们视线里，一句话也没有说，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没有握手，甚至没有看一眼。5月的天，林彪披着一件军大衣皱着眉，双手抄在袖筒里，一脸枯寂的样子。董必武探过头去，关切地问林彪：“身体不大好？”林彪拉着脸，稍向董必武倾下头，既不看毛泽东，也不看董必武，而是望着桌面回答：“不好。”……林彪虽然没有正眼看谁，但他用眼睛的余光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毛泽东那边稍有动作，他的身体也会相应地相应令人不易察觉地震动一下。他是随时准备响应毛泽东的。可是，毛泽东的一切举措都与他无关，没有丝毫同他谈话打招呼的意思，甚至始终不肯对他正眼望一下。林彪的浓眉颤动过几次，阴郁黯淡的双眼忽然闪了一下亮，那里透出一股锐气和火气。就在董必武也被吸引到毛泽东那边的谈话中，只剩下他自己落落寡合的刹那，他蓦然站起，转身，旁若无人的扬长而去。
林彪坚持不认错，却给毛写了一封信，向毛提出了条件。“9·13事件”以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在清查林彪住处毛家湾时，发现了这封没有发出的信。信是1971年5月23日写的，全文如下：
主席：
5月20日，我找了周总理，谈了谈有关党内团结和相当于政治局以上人员的安全问题，我要总理考虑和请示主席，现将我谈话的大意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并盼主席能找总理谈一谈，由总理采取落实的办法。我的意见如下：
经过五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这个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党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是要巩固胜利，是要贯彻九大的团结路线，保证九大以后特别是批陈整风以后（批陈整风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因为陈伯达是反革命分子，是大坏蛋，他利用庐山会议的机会乘机作乱，因此必须肃清他的影响），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持巩固的团结，预防思想糊涂的人和冒险家采取意想不到的冒险行为，破坏党的团结，导致秩序的紊乱，引起国内国外的不良反应，为此，要想出具体办法。我想到了以下办法，不知妥否，盼主席酌量：
第一，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即是在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经过批陈整风以后，现任中央和中央政治局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评来解决，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则提升其他人接替，对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一要”就是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机宜指示；
第二，将以上规定传达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担任卫戍部队的每一士兵，要他们根据这个规定，任何时候，不执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长有关对中央或相当于中央局以上人员的捉人、关人、杀人等乱令，如果他们借口是执行命令而执行乱令，则其本人应接受法律的严厉制裁，无论逃至何处，均应归案严办，而决不可托辞是执行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责任；
第三，为保证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建议由华东、华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
第四，建议三十八军调离华北。这个部队虽然是很好的部队，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适宜，以调往别处，换一个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军来，接替他们的任务为宜。
我的以上想法，是看了这次批陈整风会议文件，有的同志在担心着安全问题。他们的心情是忧虑的，因而是值得重视和深思的。我想，为了防止万一发生事故起见，所以想到以上做法，但这些方法必然是不完备或甚至是不正确的，特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交总理遵办。
关于第一条和第二条，甚至可以召集首都所有担任警卫部队的干部开会宣布，由他们口头上或文字上传达到每个士兵，并且每隔两三个月重复向士兵传达一次，十年不懈。十年后再看情况，基本上也应当根据这个精神办理。首都以外的部队可传达到师团以上干部。这些内容对外都应严格保密，尽可能免除副作用的发生。
我很想和主席谈谈，如主席什么时候有时间，请约我一谈。
此致
敬礼
吴忠说：信写完了以后放了三天，林彪考虑不送了。林彪和总理说过此事，总理说：有这个必要吗？ 李根清回忆，这封信是林彪向秘书于运深口授的。于运深把信稿交给李根清，让李誊清后送林彪签发。后来，这封信始终没有交给李根清通过机要渠道送发。
怎样解读林彪的这封没有发出的信呢？是不是林彪身体不好，已经精疲力竭，想找一个台阶下来？“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则提升其他人接替，至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在中共的路线斗争中，高层领导人没有退出机制，这是不是为他自己设计的退路？林彪要退下来，自己的支持者也要得到保护：“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林彪“ 建议三十八军调离华北，……换一个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军来接替他们的任务为宜。”把自己指挥过的部队调离首都，这是向毛泽东表示，我已“解除武装”了，你可以放心了。
周恩来不让将此信送到毛那里，可能认为毛是不会同意的，也怕毛猜疑他和林彪搞到一起了。
1971年6月3日，毛接见来访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令林彪陪同。林彪开始说出汗不能去，毛执意要林去，林彪还是不想去。后在叶群的跪求下才答应前往，但在会见时宾主刚刚寒喧完，林彪随即退出，一人枯坐在大厅的角落里，一直到会见结束。这是毛、林这两位“亲密战友”最后一次见面。
1971年7月9日晚，周恩来、熊向晖等人，在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会谈后到毛处汇报。熊向晖长期从事情报工作，曾经多年潜伏在胡宗南身边。此时的熊向晖是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毛撇开中美关系这样的大事，却关心黄永胜在总参谋部的表现，他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熊向晖回答：“没有听黄总长讲过。”毛主席又问他有没有看过“五个大将”的检讨、听过这件事的传达？熊向晖都回答没有。那“五个大将”的检讨是应该发到熊向晖这一级的，而熊竟毫不知情！毛主席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几，突然提高了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周恩来当时以自己历史上也犯过错误打圆场，毛说：“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毛这里不仅是指出林彪问题的严重性，更是拉拢周恩来。在同林彪的斗争中，必须让周站在自己这一边。
7月初，林彪、叶群离北去北戴河。在北京的最后一个多月中，林彪、叶群在毛家湾住地搞起了装修。林彪本人则因毛家湾大兴土木，搬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居住。此外，林彪、叶群还加紧筹办儿女的婚事。这是林彪没有估计到问题的严重性，还是迷惑毛的假动作？
1971年8月3日，叶群回北京，因医生怀疑她有乳腺癌，找医生检查身体。来前向周恩来请示，是经周同意的。检查结果排除了癌症。8月6日，叶群向毛的秘书打电话，报告了她回京看病的情况和准备很快回北戴河去，请秘书代她请示一下，看毛主席对她有什么指示要交待。按过去的作法，这是要见毛泽东。但这次等了两天，毛那里没有动静，她被毛拒绝了。叶群8月9日回到北戴河。
毛泽东南巡，将火直接烧向林彪
在批陈整风中毛把林彪切割出来，批陈保林，是期待林彪深刻检查，彻底臣服。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的检查没有触及林彪，批陈整风运动也没有追溯到林彪那里。林彪丝毫没有认错的意思，毛泽东彻底失望，他安排了从组织上解决林彪问题的日程。8月12日，中央政治局开会，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国庆前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确定由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三人组成筹备小组。这个小组由林彪反对的张春桥主持，林彪集团的几个人完全排除在外。
1971年8月15日下午1时，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到南方视察。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工作，并准备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这次南巡，是突然的，保密的。中央警卫团负责人张耀祠带了一个中队100多人随行保卫。每人两枝枪，一只手枪，一枝步枪，还有机关枪。毛在南巡中虽然讲“对犯错误的同志要让他们改，表示欢迎的态度。”但林彪集团的人反应很强烈。吴法宪事后认为，“他这次南巡，就是在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作准备。”
8月16日，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纪登奎乘火车到北戴河林彪处汇报工作。周向林通报，根据毛主席提议，党中央决定在国庆节前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各项准备工作正逐步就绪，周的通报，进一步给林彪增加了压力。
毛泽东南巡主要是向领导干部打招呼，为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统一思想，防止各地高级干部跟着林彪走，以免再出现二中全会上的情况。
８月16日，毛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直到27日离开。当天就同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谈话，17日同河南军政领导人刘建勋和王新谈话。25日同华国锋谈话。汪东兴等参加了这些谈话。离开武昌前跟刘丰谈话说：“全国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我要管军队了。我光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我就不相信。”
８月27日到达长沙，住到31日。毛在长沙谈话到会的有：华国锋、韦国清、汪东兴、丁盛、刘兴元、卜占亚。毛和在场的人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军政领导人“一切行动听指挥”。
８月31日晚到达南昌，毛在在南昌谈话到会的有：许世友、韩先楚，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杨栋材、文道宏。9月2日，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对毛说：空军周宇驰两次到南昌，让江西仿造水陆两用坦克。林立衡同程世清的妻子谈了林彪、叶群的一些问题，要他不要同林彪一家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毛若有所思，没有讲一句话。
９月3日凌晨到达杭州，毛在杭州谈话到会的有：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白崇善。毛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话中，感觉到陈没有讲真话。
9月8日晚，毛提出转移专列停放地点，专列从杭州笕桥机场停车点转向去绍兴铁路的一条支线上。
9月10日下午4时，毛泽东的专列开出杭州驶向上海。离开杭州前，让汪东兴通知上海的王洪文，让南京的许世友到上海，准备同他们谈话。晚10点前到达上海虹桥专用线，因许世友不在南京，没联系上，毛说等许来了一起谈。
11日上午10时，毛在专列上同许世友、王洪文、马天水谈话。12点30分专列离开上海，经济南、天津直奔北京。在济南让汪东兴通知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到丰台支线开会 。
９月12日下午1时10分，毛的专列抵达北京丰台，在车站支线找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陈先瑞等谈话，汪东兴在场。毛先讲中共历史上的十次路线斗争，接着谈到庐山会议。吴德记忆中说，整个谈话的内容，总的意思基本上是《我的一点意见》上的内容。他记得最清楚的有两点：一点是要搞唯物论，不要搞唯心论；另一点是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吴德意识到陈伯达后面还有人，他想到了林彪。谈话结束时，陈先瑞还高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路下来，毛到底谈了些什么呢？
他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他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他说：“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他讲了中共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他说，历次路线斗争中企图分裂党的人都没有得逞。他把1970年庐山会议的斗争，放在中共历次路线斗争之后，说：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的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1959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泽东对刘丰说：“庐山的问题是路线问题，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个问题还没有完，陈伯达后面还有大人物。在三中全会上这个问题要讲清楚。”“在庐山会议以来，有的人一句话都没有说，大人物不开口，其他人即使讲，也是讲无关重要的问题。”
在南巡讲话中还说：“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这把林彪和历史上犯路线错误中“为首的”放在一起了，虽然说“对林还是要保”，但说“改也难”，不抱希望。他在谈话中直接批评林彪：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毛泽东表示了他继续斗争的决心：“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他说华北组六号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简报”，“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他说的黄永胜，实际就是指林彪。他还批评，在林彪领导下，军队“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毛泽东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他在长沙对广州军区领导人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
毛泽东南巡，一路走一路谈，越谈越严厉。对林彪，从旁敲侧击到公开点名，从简单说说，到把问题越说越大。原先毛还说“对林彪同志要保护”，说只是对庐山的事“负一定的责任”，后来这个话不提了，把“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分裂”、“不光明正大”、“阴谋诡计”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
在南巡途中，毛不断派人将自己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记录送给周恩来，让他了解最新动向。周恩来知道毛林间的一场恶斗不可避免，林彪不是毛的对手。他审时度势，由原来的和稀泥转而坚定站在毛这一边。虽然在九大以后中国怎么走的问题上，林彪和周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他没有站在林的一边。专门研究周恩来的高文谦说：周是从来不站在失败者一边的。
8月底到9月初，吴法宪连续给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报告毛泽东在武汉、长沙、南昌的行踪。掌管飞机的吴法宪知道毛泽东到了什么地方，专机接了谁，但不知道谈话内容。经毛同意，9月5日，丁盛、刘兴元从长沙回到广州，召开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大会，由刘兴元“吹风”，传达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偷偷在香烟纸上作了些记录，9月5日晚上，顾同舟和于新野在电话上讲了刘兴元的传达，但没有提到直接与林彪相关的内容。此间，李作鹏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到武汉，从刘丰那里得知毛谈话的一些内容。李作鹏9月6日回北京同黄永胜谈起此事。当晚，黄永胜就电话告诉了叶群。9月6日一大早，周宇驰打电话向林立果报告，下午驾直升机带着15页的电话记录，飞到北戴河。9月6日晚上，林立果让顾同舟再整理一份文字稿，派人送到北京来。顾同舟向王璞借来传达记录本，亲自动手，连夜整理出长达50页的材料，9月9日下午，派妻子张亚青坐专机送到北京。
“小舰队”纸上谈兵
在毛向林彪集团步步紧逼的时候，林彪还是蛰伏在家中，除了死不认错以外，抱着一种消极态度。据知情人说，林彪得知毛南巡讲话以后,最初的想法是什么也不做，哪里也不去,摆出一副坐等挨整的架势。9月11日12点30分内勤听到林彪对叶群说：“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林彪这种态也许是一种较好的选择。从力量对比上，他不是毛的对手。他不是说“大不了是彭德怀第二”吗，如果他消极挨整，只不过是挨批，下台养病。凭他的战功，日后会给他相当的地位，不致于落到全家死无葬身之地。
在林彪消极等待挨整的时候，他的老婆叶群和儿子林立果却不甘心失败。年轻气盛的林立果认为，“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他对他姐姐林立衡说：“坐着等死不如主动出击，说不定有一线希望！”林立衡阻止他冒险。
叶群是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的，曾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担任科长，1942年林彪从苏联返延安后和叶群结婚。叶群性格外向，懂俄文，好读书，有较高的悟性。毛泽东让她代替林彪参加政治局会议。林彪身体不好，事事依赖叶群，也相信叶群的判断能力。她控制着林彪的信息来源，她给林彪的讲话和批示文件“把关”，防止林彪的意见“走火”。她以林彪的名义联络亲信。像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一样，叶群是军委办事组也是说一不二的。
林立果在空军羽翼渐丰，凭借他是林彪儿子的地位，目空一切。他认为庐山会议上的失败是老军人无能，他要摆脱这批老军人另起炉灶。在林立果还没有当作战部副部长的1968年，根据王飞和周宇驰的提议，王飞、周宇驰、林立果等成立了一个“调研小组”，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联合小舰队”的雏形。“小舰队”这个词，本来是空军党委办公室一些人聊天的时候一句玩笑话，结果就变成了一个“反革命组织”的“核心”了（“9·13事件”以后，空军有25人被认为是林立果“小舰队”的人，关进了秦城监狱）。面对林彪的地位岌岌可危的状况，林立果决心破釜沉舟，奋力一搏。
1971年3月21日，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上海密谋对策。他们研究了林彪的“接班”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和平过渡，被人抢班，自己提前抢班。最后倾向是提前抢班。“提前抢班”有两个办法，或是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首长”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或直接谋害B-52（他们用作毛泽东的代号）。但B-52威信高，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他们商定，先做两件事，写个计划，让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争取“和平过渡”，做好“武装起义”准备。最后又讨论了武装政变计划的名称。林立果说，我看就叫“571工程”（武装起义的谐音）。
1971年3月22日到24日，林立果等搞了一个“571工程”纪要。这个纪要还没有成形，只是于新野记录在一个笔记本上，看来是一个讨论稿。“9·13事件”以后十多天，这个笔记本才在北京他们的一个据点找到。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没有看过“571工程”纪要，林彪、叶群是否看过不得而知。这个纪要把黄、吴、李、邱的军委办事组定为“借用力量”，而不是“基本力量”，可见，没有让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参与武装起义。“571工程”纪要有9个部分：（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可能性”是对形势的分析。说庐山会议以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在“必要性、必然性”中说：“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
他们分析武装起义的有利条件时写道：“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571工程”纪要还说，毛“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571工程”纪要提出的口号：“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571工程”纪要中的一些内容一针见血，说出了很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当时我听传达时，会场一点声音也没有，人们屏住呼息静听，会后人们默默走出会场，不敢评论。“571工程”纪要表现了青年军人的锐气。但是，其中也表现了令人恐怖法西斯精神。不管怎样，这份文件是对社会现实深刻的批判，是抨击当代秦始皇独裁专制的最强音。林立果祭起反对当代秦始皇独裁专制的旗帜，准备采取“剌秦”的行动，“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这反映了当时中国一些人的意愿，“天下苦秦久矣！”
“571工程”纪要说：“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一种武器的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9月6日，“小舰队”得到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加紧了行动策划。事后的官方文件说，9月8日，林彪亲笔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9月8日晚上21时48分，林立果与刘沛丰等人从北戴河飞回北京，密谋刺杀毛泽东。
奇怪的是，就在9月8日这一天，林彪派人给江青送了一筐四个西瓜，放在钓鱼台10号楼的前厅。12日江青要到颐和园去玩，叫服务人员带上西瓜。江说：“我请大家吃海南西瓜，这是林副主席送的！”还说：“把中间那个瓤拿出来，外面那一层你们吃啊，我吃中间那个芯。”毛的南巡讲话9月6日就传到林立果手里，林立果已经布置“剌秦”行动，送西瓜是为“剌秦”行动作掩护，还是林彪不知道林立果的“剌秦”活动？江青12日游颐和园，说明她不知道当晚将发生重大事件，“9·13”事件对她来说是突然的，可能对所有人来说也应该是突然的。
8日深夜至9日凌晨，林立果分别在空军学院和西郊机场工字房召集“小舰队”成员开会，参加人有周宇驰、江腾蛟等人。会上商议谋杀毛泽东的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和四○火箭筒打火车；二是调一○○高射炮平射打火车；三是要王维国乘主席接见时动手。后来周宇驰又提出：“用日本人搞皇姑屯事件的办法”，即在铁路、桥梁上放炸弹；“把硕放机场的油库烧着，然后带着部队去救火，乘混乱之际动手”。但是，在具体落实这些措施时都因有不可克服的困难都被一一否定。在束手无策时，他们把原来在林彪办公室工作过的、时任洛阳步兵师政委的关光烈叫来，希望得到他的帮助。9月10日晚上，关光烈乘10次特快列车到北京，周宇弛给关光烈看林彪“手令”（不是在怀柔直升机迫降现场发现的竖写的，而是横写的），提出调两个营攻打钓鱼台，调一个喷火连到上海。关光烈说：“别说一个连，一个排也不行。个人无权调动部队，除非军委下命令。而且调动部队手续很多，一级一级上报，申请火车皮，由军运部门调拨，才能坐上火车。” 林立果说：“冒充军委下令呢？”“呼号频率不一样，还要配密语，更不好办。”看来确实不行了，林立果决定，先不要展开部署，否则就没有收的余地了。
12日19点30分，林立果乘256号三叉戟专机到山海关，准备次日早晨直接飞到广州。行前，他把王飞等召集到空军学院让他们作南逃广州的准备。
晚8点，周宇驰到空军学院，他对等候在那里的王飞、江腾蛟、于新野、李伟信宣布：首长决定，立即转移到广州，到那里另立中央，实行割据。周宇驰对他们说：明天上午8点钟林彪等从北戴河直飞广州，北京的这些人明早7点钟起飞，用林彪名义通知黄、吴、李、邱上飞机，如不愿去就强迫他们上。他们还安排一架伊尔18飞机到上海江湾机场，接上海小组到广州。他们没有想到，周恩来已控制了飞机，南逃广州是闭门空想。
林立果等在密室议论的武装起义的计划，都是不着边际的空想，被指定的执行者都退缩不干，最后只能胎死腹中。“571工程”纪要,只是纸上谈兵，纸上也是一个草稿，根本没有行动。在“9·13事件”以后的长时间严格的清查中，没有找到他们行动的实物证据。九大以后的林彪虽然不愿意跟毛“继续革命”，很难说他有“剌秦”的意图。如果林彪也参加了“剌秦”行动，以他的军事才能和他在军队里的影响力，也许是另一种结果。直升飞机上迫降后俘获的李伟信在审判林彪集团法庭作证：“571工程”纪要“这事与首长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首长是指林彪。学界一直怀疑李伟信的证词。
既然“小舰队”没有采取危害毛泽东的实际行动，即使毛泽东的信息再灵，他也不会得到他将遭到谋杀的信息。一些著作浓墨重彩地描绘说毛如何机警地躲过了林立果的暗杀，都是为了“坐实”林彪集团“搞反革命政变的罪行”。其中一些细节都是出自汪东兴，难免他有自我表功的成份。在汪东兴的叙述中，毛躲过暗杀的行动，都是汪东兴实施的。
不过，在与林彪这个庞大的军事集团处于尖锐对立的情况下，警惕性极高的毛泽东当然有所戒备。
9月10日下午4时左右，毛泽东的专列开出杭州，向上海方向急驶，晚10点前到达上海，依靠在飞机场附近的支线上。毛却没有下车，让上海市的党政军领导王洪文等人到火车上来谈话。
9月11日上午10点，毛与许世友、王洪文在专列上谈话。到吃饭时间，毛泽东说，我今天不留你们吃饭了。王洪文你请客，陪陪这位老将军喝几杯酒，你们都去，我在这里等候你们。他没有等候许、王，12点30 分，专列离开上海。
18点35分抵达南京下关车站。专列在南京站加煤加水和检修，仅用了15分钟，便又启动了。从上海乘飞机赶回迎候的许世友，没有让他上车见面。
9月12日凌晨5点，专列到济南。毛让汪东兴给中央办公厅打电话，通知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等到丰台站。毛泽东专列从济南开出后，7时40分抵达德州，停车20分；11时15分抵达天津西站，停车15分。
12日中午1时10分，专列在丰台站停下。毛同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陈先瑞等谈话到3点多钟。毛不直接进北京，他对北京的安全状况还没有把握。谈话结束后，毛让李德生留下，郑重地交待李德生，要他从38军调一个师到北京郊区南口。第二天，按照调兵程序，周恩来与黄永胜、吴法宪、阎仲川和总参作战部完成了这个师在南口的部署。
下午4点零5分，专列到达北京站，毛乘汽车回到中南海。
9月11日到12日这关键的两天“小舰队”是怎样活动的呢？请看鲁珉的回忆。鲁珉，1952年12月5日，在朝鲜战场上打下了美军飞机F-86（佩刀式），成为战斗英雄。“9·13”前夕是空军作战部长，他回忆了那两天的几个关键时刻：
1971年9月11日晚约8点半，我被江腾蛟用汽车拉到西郊机场的平房里。林立果看到我就说：现在要进攻啦，副统帅有令，拿出来给他们看看。周宇驰拿出一张硬白纸，林立果递给我。我看到的是用红铅笔写的“按立果宇驰同志的命令办。林彪9月8日”。林立果说，现在的情况很紧张，马上要开三中全会，全会一开，林副主席就不占优势了。副统帅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江腾蛟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他，不成就让鲁部长的第二次进攻了，有的是炸药，在铁路上一放，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
鲁珉对他们说：我空战次数不少，可没有在陆军干过，对炸药从来没有摆弄过，甚至连看也没有看过。有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呢？这是鲁珉的托词，听说要谋害毛主席，他头都炸裂了。但在那几个佩枪者面前，他不能说“不”。
讨论没有结果。于新野传来一个电话：毛主席已经离开上海。林立果便仓皇宣布：情况有变化，今天的议论全部作废，就当没有发生什么事，什么话也不能传出去，不然就会杀头。大家便匆匆地散了。
鲁珉害怕了，想办法摆脱林立果等人。当医生的妻子想出了办法。当时正流行“红眼病”，用浓盐水、过期金霉素抹在他的眼上，一会儿双眼赤红，住进了空军总医院。
但他没有摆脱。9月12日晚8点多，王飞电话通知他：立即到办公室来，有重要文件传达。（林立果已乘256号三叉戟专机到山海关）。鲁珉按王飞的要求到了办公室，见气氛十分紧张。王飞说：“时间已经很紧迫了！林副部长已经到了北戴河，来电话要我们立即组织一批可靠人员，护送黄、吴、李、邱几位首长，明天由西郊机场起飞，去广州。现在的任务是，立即拟好名单，编好组，做好一切行动准备！”于新野在旁边记录，逐个核对名单，分别编组，记下名字。第一组王飞、鲁珉等23人，共6个组。
大约晚11点钟，一个电话传来，王飞脸色煞白，他慌里慌张、语无伦次地说：“快散了，大家都散了……今晚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大家赶快回家睡觉！”原来是周宇驰来的电话，说：“暴露了，不搞了！”原来是南下广州的飞机被周恩来控制了。
林立果的“武装起义”简直是儿戏。
林彪葬身温都尔汗
按照林立果的安排，如果谋害毛泽东不成，就到广州。9月12日下午4点多，周宇驰让胡萍安排6架去广州的飞机。当晚7点，胡萍通知34师副政委潘景寅，要他亲自驾驶三叉戟256号，当晚送林立果到山海关机场。潘景寅让给飞机加油16吨，实加15吨，比平日飞行多加了3吨。 到广州的6架飞机，胡萍也作了安排。
12日晚7点40分，林立果、刘沛丰、程洪珍等乘三叉戟256号飞往北戴河附近的山海关机场。晚8点15分，林立果等乘坐的飞机到达山海关机场。9点左右，他们到了林彪住地——北戴河中央领导人休假地的96号楼。
这时的北戴河，正在为庆祝林立衡和张清林的订婚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林立果匆匆向姐姐表示祝贺之后，就到叶群卧室同叶群密谈。大约晚10点，林彪、叶群、林立果一起密谈。林立果此时和林彪谈了些什么，是决定林彪下一步行动的关键。如果林立果将他策划并实施的“剌秦”行动失败的情况告诉了林彪，林彪肯定会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他不可能当第二个彭德怀了，他的下场比刘少奇还惨！所有的历史资料都没有林家父子在这个关键时刻的对话（林立衡说，她让内勤偷听，隐隐约约听到了林彪说“我是个民族主义者”，这不能完全相信，林彪三人在室内关门密谈，能听清多少？）。但是，我们可以分析，如果说在这之前林立果可以瞒着他父亲；现在“剌秦”行动已经失败，情况万分危急，他必须如实告诉父亲，必须和父亲商量对策。南下广州另立中央是林立果的对策，他已就此对策向周宇驰等作了布置。然而，毛南巡讲话的内容已传到林彪那里，知道广州军区已将毛的讲话传达到师以上干部。广州军区能不能支持他们另立中央是未定之天。即使广州军区支持，在强大的毛泽东面前，也维持不了多久。在作战中力求十拿九稳的林彪，应当不会同意南下广州的。他们的决策十分困难，逃跑是唯一的决策。
“剌秦”失败的林立果回到北戴河是突然的。林立果带回的消息对林彪来说是突然的。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人作出逃跑的决定是仓促的。毛泽东的接班人逃跑，绝大多数人（包括在北戴河的中央警卫团的官兵）是不可思议的事。“9·13事件”是突发事件。当然，这个突发事件是酝酿已久的。
9月12日晚，林立果告诉林立衡马上去广州（这是在和林彪、叶群密谈之前）。林立衡决定马上报告警卫部队。她来到8341部队2大队驻地58号楼，找到大队长姜作寿、副团长张宏，说：“叶群、林立果要把林副主席弄走，飞机已停在山海关机场。”要他们立即向中央报告。22点20分，张宏打电话给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办副主任张耀祠，张耀祠立即报告汪东兴。汪东兴马上打电话告诉在人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据周恩来的秘书纪东回忆，9月12日晚9时20分左右，接到8341部队在北戴河负责林彪警卫的领导电话报告，说林彪女儿林立衡讲：“林彪要出走，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情况很紧急。”过了一会儿，又接通到报告说：“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乘专机从北京来，这架飞机就停在山海关机场。” 周恩来的电话通常都由纪东接，此时周恩来在人大会堂福建厅，纪东他在中南海西华厅周的办公处值班。23点多钟，张宏给张耀祠打电话说：“林立果、叶群正在商量要挟持林彪今天晚上逃跑，还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林立衡要我立即向张耀祠副团长报告，保卫好毛主席。”林立衡没有向张宏说“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这句话，张宏不可能擅自加这句话，这可能是张耀祠把当时的猜测写成了事实。周恩来知道林家母女关系紧张，怕林立衡把家庭纠纷掺进来。但周恩来还问吴法宪，是否知道有架飞机飞到北戴河去了？吴法宪说不知道。周让吴法宪查证。汪东兴通过张宏了解到，山海关机场的确有一架飞机。晚11时整，周打电话向海军政委李作鹏查问，李作鹏晚11点5分给山海关机场打电话，查明后回报了周恩来：的确有一架空军三叉戟飞机。李作鹏回电话是纪东在西华厅接的，他向周转告时周只说“知道了”，纪东从电话中感到，周没有回到会场，一直守在电话旁边，这是很反常的。
吴法宪向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打电话查证，胡萍说，是一架刚改装好的三叉戟，试飞山海关。周恩来立即指示：“这架飞机立即飞回北京，飞机上不准带任何人。”胡萍立即将周恩来追查飞机事告诉周宇驰，并要他转告林立果。还打电话给潘景寅，告诉他周恩来追查飞机的事，还统一口径，说油泵出了故障，正在修理，飞不回来。周恩来听说飞机有故障后，让他们修好后立即飞回，不准带人。
晚11点30分左右，周恩来给叶群打电话，问林副主席身体好不好，叶回答说很好。周问叶知不知道北戴河有架专机，叶开始说不知道，停了一会，她又说：“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来的。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要上天转一转。”周又问：“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叶回答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天气有些冷了。”周说：“晚上飞行不安全。”叶说：“晚上不飞，明天天气好了再飞。”周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周恩来进一步试探，对叶群说：“需要的话，我到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叶群急忙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更紧张，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周恩来从叶群说话支支吾吾、前后矛盾中断定，北戴河那里的确出了问题。他立即给李作鹏打电话对这架飞机作出安排。李作鹏记录下四点：第一，北戴河那位（指林彪）可能要动，要飞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第二，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等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第三，空军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我的指示、黄总长指示、吴副总长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飞行；第四，我已告诉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去了，作必要准备。11点35分，李作鹏给山海关机场传达总理命令：“这架飞机要听总理指示、黄总长指示、吴副总长指示和我的指示，四人中一人指示放飞才能起飞。”13日零点6分，李作鹏再次给山海关机场打电话，重申四人中一人指示才能放飞。周恩来后来说，他指示周、黄、吴、李四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后来李作鹏为自己辩解说，是他将总理的电话理解错了。
周恩来的追问三叉戟飞机，还表示要到北戴河看望林彪，这使得林立果、叶群方寸大乱。晚11点40分，叶群对李文普说：“快点调车，越快越好。”叶群又对李文普说：“快点吧！什么东西都不能带了，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啦。你快去调车。”林立果又对李文普说：“老李，快点吧！有人要来抓首长。我给周宇驰打个电话，你在这里看一下。”他通知周宇驰放弃“南下”计划，改为“北上”。 （本刊有删节，待续）
